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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D的生涯

在新加坡的这五年—生活篇

之前的一篇文章撰写了笔者在新加坡的助教故事,本篇文章将会介绍笔者在新加坡的一些生活经历。

当年在中学地理课本里面,就写着新加坡是一座花园城市。不过毕竟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当笔者从新加坡的机场走出来的时候,看到一棵有一颗高大的树木(请原谅我不知道它们叫什么树),樟宜机场航站楼里面的绿化情况。就清楚地知道了地理教材上所言非虚,“花园城市”果然名不虚传。从机场到 NUS 坐了一路地铁,但是从 Clementi 下车之后到 West Coast Plaza 的一路却是公交车,明显可以感受到新加坡的绿化工作相比其他城市好不少。除了某些时候由于邻国烧芭导致空气质量低下之外,整个新加坡的空气质量和环境还是十分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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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办公室外随手拍一张新加坡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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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滨海湾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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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新加坡的公路

作为一个 NUS 的学生,除了日常的繁重学习之外,自然还有着丰富的课余活动。据说,NUS 的本科生想住在学校的宿舍的话,除了要保证成绩之外,还要保证一定的社会工作时间。这个社会工作包括社工,学校的活动等等。要想做好一些公益活动或者社会实践,只靠平时挤时间是完全不够的。从 NUS 的每年的日程安排来看,教学的时长大约是 8 个月。这就意味着 NUS 的假期长度明显高于国内。一个假期是在 12 月 – 1 月,大约 5 周的时间,主要是圣诞节和元旦;另一个假期是从 5 月开始,直到 7 月底结束。而每年 8 月开学的时候,绝大多数本科生都要进行一个大型的表演活动,所以,每次到了放暑假(5 月)的时候,学校里面都会看到不少的本科生占据了食堂,办公楼,图书馆的一些空旷地带,然后开始准备上两三个月的表演材料。经常看到的就是一堆本科生围成一圈,席地而坐,然后开始一边聊天一边做手上的工作。最终,学生们会根据做好的花车和编排好的节目在每年 8 月份的时候举行盛大的游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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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NUS 本科生们的花车表演

对于博士生而言,虽然课余生活没有本科生那么丰富,但是也是要学会“苦中作乐”的,否则天天看书写论文的日子实在是不好过。在 NUS 内部,不仅有着健身房和游泳池,在 MPSH 和 YIH 附近还有着乒乓球桌和羽毛球场地。提到 NUS 的游泳池,一个是在 UTown 的一个屋顶上,是露天游泳池,和 Marina Bay Sands 相比就是高度低了点,其他都没有什么问题。另外一个大的游泳池就是在 MPSH 附近,里面有一个 50 米长的游泳池,并且有八条赛道。通常来说,白天的时候不会有太多的人去游泳,晚上的时候人会多一点。不过博士生的时间相对自由一些,因此自己在平时也会挑选一些 free time 去游泳。因为新加坡身处热带,降雨非常多,一旦遇到雷电天气,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游泳池的管理员就会让大家上岸,等雷电天气过了之后才会让大家重新下水游泳。除了平时会抽空去游泳池之外,当年住在 PGP 的时候,每次到了周六或者周日,都会与卫同学从 PGP  坐早晨的第一班 A2 出发去游泳池,一起在游泳池里面谈笑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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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MPSH 的游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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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UTown 的游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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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Marina Bay Sands 的屋顶游泳池

除了健身之外,和大家日常生活相关的那就是衣食住行。NUS 的食堂其实还真不少,除了距离 NUS 数学系最近的 Science Canteen 之外,还有工程学院,Central Library ,YIH,商学院的食堂,其实最经常去的还是 Prince George Park 的食堂。记得当时每次从 Science 去 PGP 的时候,笔者都会和杰爷在 S17 的楼下朝 YIH 的方向一眼望去。如果能够看到 A2 快来了,那就选择去 PGP,否则就会就近选择 Science Canteen。其实,NUS 的食堂价格相对外面还算便宜,一顿饭大约 5 新币左右,也就是不到 30 人民币。不过就算食堂再好吃,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选择出去吃顿更好的。刚到新加坡的时候,2010 级的 PHD 们一般都是去 West Coast Plaza 吃添一点火锅或者川江号子火锅。每次想吃火锅的时候,只需要在 S17 坐 C 车过去即可。虽然在 Clementi Woods 上面有一家 Sakura 的自助餐厅,但是吃了一两次之后个人感觉实在是挺一般的,因此后面就不再主动去那一家。后来我们发现 Clementi 附近有“黄土地”卖羊肉泡馍和肉夹馍,还有“福苑家传菜”,有的时候也会选择在 AYE 上面坐公交车过去。到了后来,NUS 附近的 Kent Ridge 地铁站开通了之后,去 Buona Vista 或者 Holland Village 变得十分方便。于是,每到周末的时候,就会和卫同学坐地铁去这两个地方吃拉面或者其他食物。有的时候,如果大家的时间能够凑齐的话,会选择去更远的地方,例如 Vivo City 或者克拉码头附近。不过后来快毕业的时候想再去吃一顿这些地方,发现有的店铺已经关门了,而笔者都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时候停止营业的。真是“花儿还有重开日,人生没有再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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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NUS 的 UTown 食堂

在新加坡除了各种各样的中国食物之外,其实相对多一点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自助餐了。刚到新加坡没多久的时候,就有同学发现了 Novena 地铁站的维也纳海鲜自助(Vienna International Seafood & Teppanyaki Restaurant)。除了跟众多 PHD 们去过这一家,还跟 RDD 同学去过几次。里面的食物除了日常的海鲜三文鱼之类的,还有牛排等食物。除此之外,强烈推荐的食物就是黑胡椒螃蟹,这个可以去珍宝海鲜楼(Jumbo Seafood)和无招牌海鲜(No Signboard Seafood),其中后者在 VivoCity 就有一家分店。除了海鲜之外,还和 RDD 同学一起去过 Clementi 的 Seoul Garden,这是一家韩式烤肉店,整体感觉也是不错的。记得当时吃饭的点貌似是工作日的下午一点左右,然后看到 Clementi 小学的学生们已经放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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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珍宝海鲜楼

提到出行方面,在 NUS 的 Kent Ridge 地铁站还没有修好之前,大家都是通过公交车出行,要么在 S17 楼下坐 95 路公交车去 Buona Vista 地铁站,要么在 Central Library 坐 96 路公交车去 Clementi 地铁站,要么在 AYE 上面坐 197,198,963 直接去 Vivo City。不过新加坡的 Bus 质量都挺好的,坐起来也算比较舒服,毕竟是 Benz 的牌子。不过,自从地铁开通了之后,大家貌似都不怎么坐公交了。不过有的时候我还是会选择坐公交出行,毕竟在地面上还能够看看新加坡的风景,在地下就只能够看手机了。记得当年跟 RDD 同学还一起坐在双层 Bus 的二楼第一排一起看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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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新加坡的 Benz 公交

新加坡的住宅一般分成两种,一种是组屋,一种是公寓。不过自己从来没有住过公寓,基本上都是住在组屋。组屋一般来说比公寓的租金会低一点,不过只要是好一点的组屋,也不会特别便宜。除了在外租房之外,NUS 的宿舍也是非常不错的。一开始的时候,由于 Utown 还未建成,NUS 给博士生提供的宿舍是在 BoonLay 那边,所以有的同学每天都会坐学校提供的 Bus 往返学校和宿舍区。到了后来,UTown 建成了之后,博士生的宿舍一般就是 PGP 和 UTown 这两个宿舍群。一般来说,这两个宿舍群给大家提供的都是单人间的宿舍,只是略有不同而已。在 Prince George Park,每个房间就住一个人,只不过一层楼有十几个房间,大家公用一个大的浴室和卫生间。而在 UTown,则是一个四人间的屋子,每个人住一间屋子,然后公用卫生间和浴室。由于 PGP 有空调的屋子貌似都有独立的卫生间和浴室,所以会比 UTown 贵不少。不过,在都没有空调的前提下,UTown 的宿舍会比 PGP 的宿舍便宜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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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PGP 的单人间宿舍

在购物方面,最近的商场那应该就是 West Coast Plaza。由于新加坡一年到头都是夏天,所以我们只需要购买夏天的衣服就可以了。因此,West Coast Plaza 里面的 Nike Factory 店就成为了我的首选。一是 Nike 的衣服确实也还不错,二是那边的衣服确实相对便宜一点。除了 West Coast Plaza,Vivo City 是一个较大的购物广场,可以在里面买到更多的东西。无论是买日常的衣服,还是其他东西,或者来这里吃饭,都是不错的选择。不过整体来说,自己来 Vivo City 的次数还是相对少,毕竟笔者的活动范围有限,不愿意跑太远的路程。(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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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的这五年---助教篇

很多 PHD 在国外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除了做科研和发表论文,还要负责一定量的教学工作,毕竟这些 PHD 以后是非常有可能去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去任教的。回想当年(2009 年,i.e. 将近十年前),收到新加坡国立大学 Offer 的时候,除了一些 Congratulations 的话语和愿意提供给我 Offer 的信件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被数学系告知每周都需要做一定量的教学工作。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笔者不仅给本科生修改过作业,还给本科生上过习题课;而每次到了期中期末的时候,还要负责监考。在新加坡读书那五年,当助教的过程中,身边发生了不少有趣的事情,时隔多年也不知道能否一一想起,于是提笔写下此文,希望多年之后还能够想起那么多有趣的人和有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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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S 的 Kent Ridge Road,Block S17 过街天桥。一条走了 3000 次的路。

助教开始

刚进入 NUS 的时候,也就是 2010 年秋季。低年级的 PHD 们自然还处于一个适应期和修课的阶段,于是系里面也没有给低年级的 PHD 们很重的工作量,也没有让低年级的 PHD 们去教本科生的习题课。于是我们拿到的任务就是修改作业,同时授课老师会给我们提供一份作业答案,我们只需要照着那份答案修改即可。其实修改作业还算好,没有给笔者造成很大的压力。当时压力比较大的就是给本科生上 Maple(一种数学软件)。说到压力大并不是说这门课有多难,而是要英语给本科生讲这门课。作为一个英语一直不太好的人,当时的听说读写还是存在很大的困难,何况在刚到新加坡没多久的情况下就要给本科生讲习题课。但是,这些都是数学系给的任务,不做的话就没有办法顺利拿到学位,一切都只能够硬着头皮上。当时教 Maple 的时候不仅需要给学生讲一些基础概念,还要负责学生们的上机操作。通常来说,学生在运行程序出 Bug 的时候除了自己 Debug 之外,更多的则是直接问我们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在教课的过程中需要不停地给学生们查看 Maple 程序里面的 bug,解答各种奇怪的数学问题。有一次在教课的过程中,有个学生对某个习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不过当时自己没有回答出来,当时也不知道是自己的英语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不过事后还是重新梳理了思路,给了学生一个合理的解释。在教 Maple 的过程中,除了学到了一些新的知识之外,最大的收获应该就是自己的英语口语能力的到了提升,并且能够独立地讲习题课。

当年刚到 NUS 的时候还有一些小插曲,由于当时数学系刚从 Block S14 搬到 Block S17,办公室的座位十分紧张,并不能够保证所有 PHD 都有办公座位。因此就需要通过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哪些人有座位,哪些人没有座位。而笔者非常悲剧的通过两次抽签,成为了当年系里面唯一一个没有自己座位的 PHD。所以笔者在第一个学期每次从老师那里拿到作业的时候,都只能够拿到 Science Library 去修改,然后带回 Block 602(当时在外租的房子)。只有到了需要归还给教课老师的时候,再从 Block 602 拿到系里面。所以,当时修改作业给我的最大印象就是把学生们的作业搬来搬去是非常累的一件事情。话说,在当年没有办公室座位的时候,笔者只能去 Science Library 去看书。但是,自从有了办公室之后,除了日常的借书之外,就几乎没有去过 Science Library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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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Library 的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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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Library 中的 GTM 系列

在修改了一年的作业之后,通过一年多的课程的学习,除了数学知识的增加之外,自己的英语能力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至少用英语讲几节习题课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了。在 2011 年的时候,应该是在 2011 年的第一个学期,学校组织了一次教学的培训,那就是 CDTL(Centre for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 Learning)那边组织的提供了两天的培训,系里面不少的同学都去参加了那个培训。在培训的第一天都是在听那些教课的老师传授经验,至今能够记住的只有一句话:“每个人能够专注的时间非常短”。第二天则是所有来参加培训的 PHD 们都有一次十分钟的练习机会,然后老师和其余的 PHD 们都会来提供意见与建议。当年 CDTL 培训完之后,给每个学员提供了一个杯子,记得当时我还问培训老师这个我能否带走,老师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于是,这个杯子就被我从 CDTL 拿到了 S17,然后从新加坡带回国,最后放在了我目前的办公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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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L 的杯子

除了学校提供的助教培训课程之外,数学系主管教学的老师们也会给学生们提供培训课程。于是,到了第二年,系里面主管教学的 VT 老师就给第二年的 PHD 们群发邮件,告诉大家系里面将会组织一次培训,每个 PHD 都收到了一份习题和相应的答案。然后大家将会在一个下午现场操练一下,分别讲一讲那份习题,VT 老师会给大家相应的建议。在这次培训之后,大家就算正式接受过学校和院系的助教培训了,就要给学生们带习题课了。

助教生涯

说到第二年助教,那是自己唯一一次教线性代数的课程,Linear Algebra,MA1102。当时所用的教材是 NUS 的几位老师所写的,作者有 VT,NG 等。虽然这门课的难度并没有国内的难度大,但是教这门课确实也花费了不少的功夫。因为选择这门课的学生不仅有数学系和工程系的学生,甚至还有文科的学生。对于理工科的学生来说,这门课可能难度还行;但是对于文科,例如 Arts 之类的学生来说,这门课的难度估计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想象。记得当时也有一些来自文科院系的学生反映了学这门课比较困难,所以每次这些学生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总是会在下课之后多给他们讲一些内容。一来学生选了这门课就要拿到相应的学分,二来有的学生确实学习态度十分端正。说来说去,线性代数也算是自己第一次带一门课,可能对于老师来说,第一次独自带一门课,对学生总是会好很多。现在回想起来,通过这门课也认识了一些很不错的朋友,虽然毕业之后大家都再也没有见过面,不过当年能够在一起共同学习一门课也是一种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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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ar Algebra 的教材封面

数学系的老师除了教授本专业的课程之外,最重的课程应该就是 MA1505 和 MA1506。这两门课的名字叫做 Mathematics (I) 和 Mathematics (II),按照国内的教学内容来看就是大学数学。为什么说课程量重呢?因为这两门课是面向全校所有院系的,不仅有数学系的人会听课,还有计算机系(School of Computing)的人,甚至还有整个工程院系(Faculty of Engineering)的本科生。所以每个学期的学生人数都是一千多人,教课的时候老师们都只能够选择那种很大的课堂,然后分成几个很大的班级,分别教授同样的课程。记得每次教这两门课的时候都要用数学系的四个老师去教,而助教的人数就更多了,每次都要花费数十个 PHD 才能够提供足够多的习题课供学生们选择。而数十个 PHD 则几乎是一个年级的全部 PHD,所以,随着后来 PHD 们数量的减少,教学的任务就变得越来越重。在 2011 年的时候,每个 PHD 只需要教课 4 小时可以了,但是到了 2014 年的时候,每个 PHD 都必须有 5 小时以上的工作量才能够把整个习题课解决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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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一张当年 MA1505 课程安排的工作量

因为要教 4-5 小时的习题课,于是大家都倾向于把习题课安排在同一天,因为这样的话只需要去一天就好了。这样虽然能够减少去的次数,不过教四节课那天实在是非常累,讲完之后基本上都不愿意继续说话。在 UTown 没有修好之前,MA1505 通常都会安排在 Faculty of Engineering;而在 UTown 修好之后,MA1505 就改到了 UTown 的教室。除了习题课之外,MA1505 通常都会给学生们提供答疑的时间,一般来说每个人每周去一个小时就可以了。有一次,我和富贵,何老师同时教一门课,于是三个人一合计就把时间选择在了某一天的早上,从 9:00-12:00,每次一个人连去三小时,一个学期算下来虽然工作的时间量没变化,但是去的次数少了很多。由于 UTown 或者 Engineering 距离 NUS 的游泳池非常近,于是自己在教课之前或者教课之后会选择去游泳池健身。不过整体来说,NUS 的助教的工作量还是属于能够接受的范围内,一般来说不会占用一个 PHD 很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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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幅图是在 2013 年当助教的时候,在 Faculty of Engineering 买的午饭,也是当年发的第一个微信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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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 MPSH 的 Swimming Pool

通过当年的助教,确实把之前所学的很多内容重新学习了一遍,虽然之前在本科的时候学过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但是多年过去难免忘记很多细节。借助助教的机会重温了当年的许多课程,也算是把自己多年的所学进一步巩固了一下。时至今日,一旦有一些空闲时间,笔者就会翻开之前所学的数学书,看一看当年的内容是否已经生疏,是否需要重新学习一遍。

助教故事

提到当 NUS 数学系的助教,就不能够不提到大峰哥。当年在 VT 给大家培训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只有大峰哥把习题全部自己做了一遍,然后逐字逐句给大家解释得很清楚,同时 VT 老师也对大风歌给出了非常高的评价。于是,在未来几年里面,大峰哥都主要在给 VT 老师当助教。大峰哥在数学系做助教的时候,尽职尽责,不仅能够做到认真备课,还把课堂上的所有 PPT 和资料自行整理了一遍。这里的整理并不只是把资料整理好给学生,而是把所有的课堂要点和考试关键点用 LaTex 整理出来,并整理成 PDF 发给学生当学习资料。而且每次大峰哥在考试之前都开设专门的答疑时间,给全体学生们的考试答疑解惑。最终的结果就是大峰哥连续 N 次拿到 Best Tutor 的职位,每次的学生评分都在 4.5 以上,据说有一次的评分达到了 4.8(满分是5)。记得之前笔者讲得最好的时候貌似也就是 3.7 左右的得分,从来没有上过 4 分,与大峰哥的得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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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S 数学系的 Best Tutor 们

虽然说笔者从来没有拿到过 Best Tutor,但是自认为教课也算认真负责。那几年只有一次讲线性代数,一次讲数学物理方法。剩下的时间全部是讲 MA1505 和 MA1506,每一学期几乎都是面对相同的教学内容,只是学生换了一波又一波。因此,笔者在 2013 年秋整理了 MA1505 的讲义和资料,不仅使用 WordPress 整理在个人主页上(zr9558.com),还在习题课的时候打开自己的主页,使用所做的资料给学生们授课。除此之外,在每次考试之前,无论是期中考试还是期末考试,都会给学生们划出考试重点,甚至在考试之前还会写出考题预测(虽然也没有命中某个题目,但是足以命中某类题目)。即使笔者那么做,也并没有提高学生的评分。不过,在教 MA1505 和 MA1506 的时候,还是认识了不少优秀的学生。当时来新加坡就读的大部分都是 SM2,SM3 这些政府项目,也就是说这些大陆来的学生在毕业之后是需要留在新加坡工作几年的,需要履行当年所签下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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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图片是当年在 zr9558.com 上面给学生所整理的资料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有趣的人和有趣的事情尚未写下来,后续笔者会持续更新当年求学路上的点点滴滴。

 

不要做低品质的勤奋者---读后感

不要做低品质的勤奋者---读后感

之前在网络上曾经有人写过一篇文章《为什么绝大多数人都是“低品质的勤奋者”》,现在一年之后翻阅来看,结合自己攻读博士学位和工作的经历,在这里稍微总结一下,希望能够给自己一些启示。

作为一个博士生,时间通常来说会比工作人士相对自由,非常类似一个自由职业者。因此也会有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阅读自己喜欢的各种书籍,阅读自己想学的各种知识技能。但是,如果要真正走上一条科研的道路,绝对不是把所有的知识点统统学一遍之后才开始进行科研,而是在科研的道路中不断的学习和充实自己,在科研的过程中不断的成长。除了在科研的前期准备一些必要的理论基础之外,在科研的过程中就要有选择放弃一些知识。因为在做科研的时候并不需要了解任何一个知识点,科研是做出来的而不是学出来的。科研的途中只需要掌握某些知识点就可以了,剩下的都是遇到了问题然后靠自己独立攻克解决的。在科研之前抱有“等我读完了这些书再开始科研”其实是一种不明智的想法。

在工业界,一天到晚总会有各种各样杂七杂八的事情,也需要有人去关注这些问题并且解决这些问题。不过在日常的工作中,技术的积累和调研也是一份重要的工作,它不仅关系着员工个人的成长,也关系着整个团队整体实力的提升。这种时候,总需要有人去做一些调研性质的工作,去探索这个技术对整个团队是否存在实际的价值。但是在调研的过程中,不同的人就有着完全不同的做事方法,有的人喜欢直接开始干活,以无穷次试错的方式来判断自己的选择是否是正确的;而有的人喜欢先进行调研的工作,先把公司内外的优秀技术调研清楚,然后再与自己所处的环境做比较,最后再判断自己所选择的方案是否合理。除此之外,有的人总喜欢抓住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反复纠缠,仿佛在这些细节上就能够挖出全部的框架结构,试图从这些细枝末节入手找出关键之处。而有的人则倾向于从一个整体的框架入手,尝试着从这个框架来解释方案是否合理,从整体来反推出之前的那些细节存在的意义。

如果看过天龙八部的人就知道,鸠摩智当时上少林寺去挑战,在少林高僧面前展示出自己所学的少林七十二绝技,诸多少林高僧无不大惊失色。而当时的虚竹在旁边观战,就对少林高僧们说:“鸠摩智所耍的招数虽然是少林绝技,但是本质上却是使用小无相功催动出来的。虽然招数相同,但是却用的道家的内力。”为什么少林的高僧们没有看出来鸠摩智武功的关键之处呢,那是因为少林高僧们在练功的时候,一直抱着武学秘籍在修炼,一辈子练到头了也就13门绝技。其实从鸠摩智的个人修炼来看,修练武学的关键并不在武学秘籍里,而在佛经里。没有找到关键的佛经,没有找到运功的法门,无论抱着武学秘籍修炼多少年,终究与别人有着本质上的差距。诗人陆游也曾经教育过他的后辈:“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意思是说,如果你想真正地写出好的诗词,就要在生活上下功夫,去体验生活的酸甜苦辣,而不是抱着一本诗词歌赋来反复阅读。

在读博士的过程中,一般来说,选择博士课题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如果课题选得太难,那么学生在这几年内也做不出来;如果课题选得过于简单,那么学生即使做出来了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在选择课题的时候,博士们都会十分慎重,都会通过半年或者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选择合适自己的课题,否则在未来的几年里面将会十分的痛苦。在科研的过程中,在做每一个方案之前,一定要进行仔细的思考,因为科研工作一旦开工,很可能在短期内就不会回头。如果选择了一条极其错误的道路,那将会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越来越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为了不成为低品质的勤奋者,在平时工作和生活的过程中,在做某件事情之前,一定要提前进行仔细的思考和周密的安排。在这种时候,就不能够通过自己的应激反应来做这些重要而又不紧急的事情。一般来说,通过自己的第一反应来做的事情都是那种重要而又紧急的事情,而通过自己深度思考才开始做的事情都是重要但是又不紧急的事情。在个人成长道路中,要想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的,通常都是做那些重要而又不紧急的事情。不过,人一般来说都是有惰性的,都是懒得进行深度思考,最常见的做法都是通过应激反应来决定下一步的计划和方案。如果要想保证一个人的成长,就一定要刻意地逼迫自己进行深度思考,逼迫自己每天花一定的时间来处理那些重要而又不紧急的事情。

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都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太可能做到事必躬亲的处理每一件事情。这种时候就要做到有重点的处理关键事情,放弃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事情。在做每一件事情之前,都要思考做这件事情是否能够真正的带来价值,是否对整个团队和个人有利,而不是在稍微思考了一下觉得可以这么做就开始动手做这件事情。一味的努力做某件事情,只是看起来十分刻苦,但是要想真正的摆脱低品质勤奋者的困境,还需要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推崇自我推销的文化中,内向的你如何让自己的科研不被忽视?

原文链接: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NTAyMDY0MQ==&mid=2652544752&idx=1&sn=1367da43c2f56d0077229ee4accfbe7f&chksm=80cd307eb7bab9680e72681c03a007267e26df5ddd439c197adf0e120b10a6bc596783a560fb&mpshare=1&scene=2&srcid=1226O4f05AR2cuSfxKNktCQ1#rd

原文以Human behaviour: Find your voice为标题

发布在2016年12月1日的《自然》上

原文作者:Julia Rosen

沉默有风险,腼腆内向的研究者也可以通过技术和练习走向成功。

一般而言,科学家并不以社交能力见长。在许多人眼里,科学家一副书呆子气,内向寡言,甚至可能略显笨拙。但在当今的科研环境下,开朗外向的人或许更加如鱼得水,因为产学界的研究者往往需要站到聚光灯下,在学术会议上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同事、资助机构和大众(这一点愈发重要)建立新的关系。

对于正在努力建立声誉、推动事业前进的青年科学家而言,掌握这些技能尤为重要。但就算还说不上恐惧,这些任务也不免让许多腼腆或内向的研究者发怵。悉尼Woolcock医学研究所的博士后Louise Harkness说,其中一些人甚至会因此质疑自己在科研界的位置。Harkness的研究对象是呼吸障碍疗法,并在博客中记录了作为一名内向科学家所面临的挑战。“对顶尖的科学家来说,学术之路也是艰辛的,” Harkness说,“更不用说腼腆而不善自我推销的内向科学家了。”

尽管如此,通过培养自己的公开演讲和人脉技能、采用适合自己性格特征的创新型自我推销方法,安静的科学家也可以与能说会道的同行一较高下。研究者需要承认科学行业存在政治性的一面,审视自己的性格特征和动力,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

游戏规则

在所有科学家都是内向者的传说之外,还有一种普遍观点认为科学界是唯成就论的。许多年轻科学家认为,他们只需要做好研究,其它自然会水到渠成,但一般来说事情并非如此。Donna Dean表示,“我们不能默默坐在一边,然后期待别人自然而然地认可我们的成就。”她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一位退休行政人员,也是美国女性科技工作者协会的领导力与才能发展执行顾问。

美国卫斯理学院的性格心理学家Jonathan Cheek表示,腼腆或内向的人的确很容易在推崇自我推销的文化中被忽视。他说:“除了事业本身所需的技术条件外,社交技能,比如公开演讲,是助力事业成功的最大要素。”他承认,这看起来可能不太公平,但现实就是如此。

Cheek表示,承认“软技能”的重要性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尤其是对于某些类型的内向者来说(Cheek及同事将内向分为四种类型:社交型内向、思考型内向、焦虑型内向和克制型内向)。并非所有内向者都腼腆,其中一些人——根据Cheek的说法,除了焦虑型内向者之外的所有内向者——之所以回避发言和吸引别人的注意,纯粹是因为他们不想这么做,或者觉得这种做法没什么益处。他说,对于这类科学家而言,只要让他们意识到开展某种形式的自我推销具有实在的益处就够了,即使他们没法自然意识到这一点。

而其他人则面临更大的障碍。腼腆的人在与陌生人对话,或在一群人面前发言时会感到不安(Cheek也帮助划分了腼腆程度)。Dean说,一些研究者(包括女性、少数族裔和LGBTQ群体)有时可能会因为他/她们的身份而觉得自己在科研界不受欢迎,因此感到难以在专业环境中发言。她还补充,这种不安可能源于他/她们感觉自己背负着代表整个群体的重担,或者因为自身背景而习惯了保持沉默。

许多科学界人士都认同有必要帮助腼腆或内向的研究者扩大他们的声音,但与此同时,权衡保持沉默的优劣对这些研究者来说也有益处。“你必须思考,‘是什么在阻碍我实现目标?’”Cheek说。Cheek是个双重性格者,即同时具有内向特质和外向特质的人。他表示,如果人们已经在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中投入多年,那么对他们来说,继续科研事业很可能意义重大,因而愿意为此克服自己的腼腆。

Harkness认为,人们有时只是需要找到正确的动力。在悉尼大学读博、研究哮喘肌细胞的基因调控期间,她克服了自己的一些沉默倾向。“我意识到,如果我不迈出去向人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那么全世界都会错过它们,也不会了解我的思维过程,”她说(参见“接受安静的自己”)。

几乎所有科学家都会在某个时刻不得不在人群面前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心生畏缩的任务,不仅仅是内向和腼腆的人。有调查表明(比如2014年查普曼大学关于美国人最害怕的事的调查),在美国,人们最害怕的事一般是公开演讲,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超过了对溺水的恐惧。“在我刚开始读博时,我意识到这是一件我极不擅长的事,”在英国拉夫堡大学研究燃料电池用氢气制备方式的博士生Paul Brack说,“我的期望就是达到平均水平。”

Cheek说,所幸公开演讲并不像许多人害怕的那样难学,也不需要安静的研究者变成外向者。他补充表示,大多数人讨厌公开演讲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讲得不多,而且只要多加练习就能改善。

生物化学家、加州希望之城医院的行政与学生发展临时主任Kate Sleeth说,许多大学都提供了资源,帮助科学家们适应会议演讲,磨练演讲技能。如果没有这类资源,Sleeth(同样身为内向者,而且目前担任全美博士后协会理事会主席)建议研究者寻求其它组织的帮助,比如国际演讲会(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这是一个致力于帮助会员提高沟通交流能力的非营利组织。

研究者可以采取的另一种策略是形成让自己感觉舒服的演讲风格。对于Harkness而言,这意味着在演讲中阐明自己的思维过程,而不是简单地宣传自己的发现。“我希望带领人们感知整个过程,”她说。事实上,从头至尾梳理整个研究项目让她对展示自己的成果感到更踏实了,“我对展示自己的研究过程感到很骄傲。”

虽然建立人脉关系让许多科学家望而生畏,但这一过程也可以根据个人倾向做出调整。“许多人觉得‘建立人脉’意味着自己要想出一段精妙绝伦的对话,”Brack说。去年,Brack在Naturejobs博客中写了有关该主题的博文,作为一个曾经非常腼腆的内向者,他已经开发出了许多适合自己的建立人脉的方式。

接纳内向的自己以下是一些值得一试的建立人脉和推广成果的方式:

● 和同事或导师练习公开演讲,或者寻求大学项目和国际演讲会等组织的帮助。

● 形成自己感觉自然的演讲方式,比如说故事的方式。

● 在会议和其它专业聚会上设定与两至三名陌生人说话的目标。

● 使用推特和谷歌学术等在线工具,提升自己的网络形象。

● 参加各种委员会,寻找能帮助你建立人脉的赞助者。

● 考虑不同的科研道路有多适合自己的性格特征与偏好。

一种策略是在社交场合或会议上提前想好一两个问题,和单个人而不是一大群人交谈。与研究生攀谈时,Brack一般会先问有关研究、指导教师和学校的问题。仍然觉得建立人脉很棘手的Dean表示,甚至不一定要谈科学话题——也许你注意到了某人的名牌上透露的信息,比如和你是老乡,或者有相同的爱好或其它联系。“让人们谈论他们自己,”她说。

Dean建议年轻科学家设定每次参加会议时与两三个陌生人交谈的目标,并呼吁他们避免用自我贬低的方式描述自己的研究。Sleeth还建议带上一位能够帮助你放松、开朗外向,但又不至于抢风头的朋友。安静的科学家也许可以考虑与较为外向的同事合作开展研究。“这会让事情变得简单很多,”Sleeth说。

最后,即使这些方法都无法让许多安静的科学家感到自在,他们也不应绝望,Steve Blank说。他在斯坦福大学教授创业课程,还参与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创新团项目,该项目旨在帮助科学家将研究发现商业化。“顾名思义,科学家都非常聪明,”Blank说。“就算没有与生俱来(的交际能力),也有充分的思维能力去模仿。”

长远布局

在做重大的事业决定时,安静的科学家可能需要考虑哪种科学职业方向更适合自己的性格。举例来说,学术界可能意味着教学和许多公开演讲,而政府机构则可能需要更多的实验室工作,以及与机构管理者会面。身为技术行业内的一名企业家,Blank认为科学家必须向投资者和客户推销自己的理念。“如果希望担任领导角色,我认为科学家要学习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沟通,”他说。通常,这需要至少去模仿外向者的行为。

由于不同的科学职业方向有不同的需求,Cheek建议处于职业生涯初期的科学家阅读专业文献,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已故心理学家约翰·霍兰德提出的职业规划理论。“这个理论讲的是工作环境也有不同的‘性格’,”他说。在霍兰德的理论框架下,个人和职业被分为不同的类型,三种职业类型——现实型、调研型和艺术型——都非常适合内向者,分别对应偏重应用、理论和创造的职业方向。

自称内向的Paul Brack在2016年的皇家化学学会会议上演讲。

皇家化学学会/拉夫堡大学

Cheek表示,科学家不应让这种分类阻碍自己追求理想的步伐,但应该考虑自己的性格是否适合预想的职业选择。“当你的性格倾向与事业环境相互碰撞时,你最热爱的事情未必能带来最大的回报,”他说。在某种程度上,找到带来成就感的事业的关键是选择合适的事业。

而这正是Harkness开始意识到的事情,虽然她没有正式了解过霍兰德的理论。博士毕业后,她来到Woolcock医学研究所,她说这里的研究团队规模更小,而且关系更紧密,对于她这样年轻而又内向的科学家而言是个不错的去处。

书写新规则

公开演讲和人脉建设被视为在科学界和许多其它领域取得成功的关键,一部分原因是我们的文化更推崇外向性格。至少《安静》(出版社:Broadway;2013年)一书是这么认为的,本书作者是美国作家及演说家Susan Cain,她在书中谈论了内向者的力量,她的核心论点是,社会通常将内向视为一种性格缺陷,但内向者的价值应该得到重视。安静的科学家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展现自己的实力。

David Steen在社交网络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Steen是美国奥本大学的一名野生生物生态学家,他为自己的内向者身份感到自豪。“顺之不逆,”他说。Steen说,自己就是一个在开会时会默默坐在最后什么也不说的人;和许多内向者一样,他更喜欢在发言前整理好自己的思路。

然后,他开始使用推特等工具与人们沟通,现在他的推特已有12,800名关注者(还在2015年被Slate杂志评为“推特最佳生物学家”)。推特让他有机会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方式来取得关注度,并与科学界广泛互动。“写一条推文可能要花一整天,”Steen在推特上写道。“而会议上只有很短的时间来准备慷慨陈词。”

Cheek推荐研究者创建谷歌学术的个人资料页,并踊跃使用ResearchGate和Academia.edu。Brack说,研究者也可以用LinkedIn来宣传自己的科研资历、发表的作品和获奖情况:“分享的时候注意方式,不要让别人感觉你傲慢专横。”

腼腆内向的研究者还可以通过其他符合自己性格特征的方式来发展事业。Brack推荐内向研究者参加一些组织,他最近就在苏格兰协助组织了一场化学会议。“我发现自己需要和人接触很长时间后才能真正自在地和他们对话,建立起某种联系,”他说。“参加组织对此很有帮助。”研究者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来对各种会议、研讨会进行后续追踪,继续参与科研讨论,并做出自己的贡献;不想在人群中发言的研究者尤其应该如此。

无论采取哪种策略,Sleeth都推荐研究者寻找一位导师,甚至是赞助者——她所谓的赞助者指的是可以提携年轻科学家、尤其是腼腆内向的科学家的人,Sleeth认为这个人可以是指导教师,也可以是共同作者或同事,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帮助年轻科学家打开新的大门,宣传他们的强项和成就。“因为那样就不是自吹自擂,”她说,“而是别人帮你宣传自己了。”

Nature|doi:10.1038/54049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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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但是抑郁症先找到了我

原文链接:http://mp.weixin.qq.com/s?__biz=MTg1MjI3MzY2MQ==&mid=2651684814&idx=2&sn=cbe9e55ee5d510ca4720ed3286272abb&chksm=5da15b5c6ad6d24a659af1aecb0b61f94507a7bba7c38bc435b73826bf458aa3832d640d6ffd&mpshare=1&scene=23&srcid=0124QnqFYK4H6lrjMH3L3lrw#rd

原文以Mental health: Caught in a trap为标题

发布在2016年11月9日的《自然》职业板块上

原文作者:Emily Sohn

2008年,当抑郁第一次威胁到她的事业时,Rachel正在攻读博士学位。为了启动一项新研究,这位心理学家每天要工作14-16个小时,同时还要监督12名研究助理。在空闲时间,她还要筹划自己的婚礼。
Andy Baker/Getty

有三个星期的时间,她几乎没有合眼,仅靠甜食和能量棒维持生命。后来,在观看一场悲伤的戏剧演出后,她崩溃大哭,之后三天也止不住啜泣。“我坐在沙发上盯着墙流泪,”Rachel说;她要求在本文中使用化名。

“欢迎来到学术界”

早在读博前,Rachel抑郁的种子就已种下。“在你开始申请博士前就会受到各种消息的狂轰滥炸,比如博士很难申上,申上的人也有一半毕不了业,毕业了也很难拿到博士后,也不可能拿到经费,”她说。“与此同时,你身边却围绕着一群有博士学位的人。如果你已经有点完美主义或自我怀疑的倾向,这种氛围会愈加助长这种倾向。”

她休息了两周,期间接受了治疗,医生给她开了抗抑郁药物。之后,她回到了工作岗位。完成博士论文后,她获得了纽约一所大学的助理教授职位。

“如果你当时问我,我会告诉你,‘不,我永远也完成不了,我要离开学术界,’”谈到休息治病的那段时间,她这样说道。当她把自己的感受告诉父亲时,同样拥有博士学位的父亲对她说,“欢迎来到学术界。

 

我们的社会中,抑郁和焦虑普遍存在,科学家群体也不例外。科学家们一般面临巨大的压力:工作时间很长,需要在高影响力期刊上发论文,也要获取经费为自己和他人提供支持,而且还得屡败屡战。据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显示,抑郁症影响着全球约3.5亿人口,是全球致病致残的重要原因

他们就在你身边

每年,美国都有将近7%,或者说1600万左右的成年人会经历至少一次严重的抑郁发作。要被确诊为抑郁症,在最少两周的时间内,几乎每天都会出现至少五种功能障碍,或导致严重悲伤情绪的特定症状,其中必须包括持续的情绪低落(可能表现为空虚感或绝望感)或者对几乎所有活动都丧失愉悦感或兴趣,但其它症状可能还包括反复想到死亡和体重明显下降。

一个人一生中患上抑郁症的可能性在各个国家有所不同,在美国为17%。抑郁经常与影响正常生活的过度焦虑或担忧相伴。据世卫组织资料显示,美国约有18%的成年人(4000万人)受到焦虑的影响,25%以上的欧洲人都经历着某种形式的焦虑或抑郁

有关焦虑和抑郁在科学家群体中流行程度的研究少之又少。不过,美国莱特州立大学精神科医生Jerald Kay表示,其风险可能与其他群体相差无几。Jerald Kay的病人主要是医师、大学生和教职员工,包括研究人员,他同时也是Mental Health Care in the College Community (《高校环境中的心理健康护理》)一书的合编者。

一些处境更有可能导致焦虑和抑郁。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尤为艰苦,因为学生突然要面临期望高和薪水低的双重局面,而且发现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导师手里——而自己的导师甚至可能住在国外。

据2014年一项针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790名研究生的调查显示,将近一半的博士生符合抑郁标准,在生物和物理等学科中,这个比例至少有46%。精神疾病的污名化让研究者不愿向他人透露自己的挣扎,更不用说向上级开口了。尽管如此,专家表示寻求帮助,至少是专业人士的帮助仍然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唯一一个受到某个问题困扰的人,你就会觉得‘这是我个人的问题,是我自己的错,不是整个系统的问题’”,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医学中心的精神病学家Joeri Tijdink说。

大部分欧美大学都提供保密的心理健康服务,但许多战胜抑郁的研究员都将上级和同事列为支持的主要来源。在重视名望但又充斥着批评的高压职业环境下,明白自己并不孤单能让你受益匪浅。

如何应对抑郁

许多科学家可能都有遇到饱受抑郁困扰的同事。专家建议,可以宽慰抑郁患者,告诉对方他/她并不孤单,寻求别人帮助是正常的。可以通过打电话或发短信了解他们的状态,倾听他们想说的话,这能帮助对方感受到外界的关心,不再那么孤独无依。

不要说“走出来!”或者“振作起来!”这样的话,也不要向他们提供听起来很简单的解决办法,比如练瑜伽或者改变饮食。暗示对方简单几招就能解决抑郁问题可能会让对方感到被侮辱。这类说词也会让患者感觉自己是个无法独立康复的失败者。也不要询问他们感觉好点了没有,因为痊愈是一个漫长而且不一定有终点的过程。

对那些仍然在独自挣扎的人,或者希望传播相关资源信息的人来说,以下是一些可能有所帮助的内容:

施以援手

Shweta Ramdas曾默默与抑郁抗争多年。她来自印度,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毕业后来到密歇根大学攻读生物信息学博士。渐渐地,她发现自己越来越无法忍受密歇根的冬天。

有些时候,她只能盯着电脑发呆,要花几个星期才能完成原本只需一天的工作。她没有食欲,也厌倦了这种不快乐的感觉。她考虑过中途退学。

最终,Ramdas将自己的情况告诉了部门主任,主任说其他人也曾面临过类似的问题。不久,同事们开始告诉她自己的故事。“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人,我感到由衷的敬佩,”她说。“而且外人完全看不出他们在遭受抑郁的困扰。”

Ramdas在印度和家人一起待了八个月,期间接受了心理治疗。密歇根的教授让她慢慢来,想待多久待多久。她在今年秋天回到学校,并决定要有节制地工作。

现在,她正在和上级商量为其他受到抑郁症影响的人提供帮助。“我觉得在更加开诚布公地探讨抑郁问题方面,研究生院还有进步的空间,”Ramdas说。“如果我早点知道不是自己一个人,或许能处理得更好。”

2012年初,Elizabeth Droge-Young经历了第一次抑郁发作,当时她正在纽约雪城大学读博,研究的是各种乱交甲虫的交配系统。起初,她会穿着睡衣坐在沙发上打游戏、看电影,边听悲伤的音乐边怀疑生命的意义。

渐渐地,她没法去实验室或洗澡了。2014年,她在一家离实验室很近的医院待了十天。“当我的生活开始变得支离破碎时,科研是我最后的牵挂,”Droge-Young说。“它支撑着我走过了很长时间,直到抑郁症变得太过严重。”Droge-Young在今年获得了博士学位,现在是一位科学作家。

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的演化生物学家Matthew Wilkins表示,从本科生向研究生阶段的过渡可能并不轻松。2008年,当他开始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读博时,必须要自我推进的现实和科研生活的残酷让Wilkins无所适从。在科研领域,成功总是伴随着各种被拒——申请经费被拒、发表论文被拒、找工作被拒。

无止境地追求外界的肯定可能增加焦虑,Wilkins补充道。他曾在一次事关重大的考试中铩羽而归,但在一周后又获得了一个声名显赫的奖学金。“在学术界,成功是没有保障的,”他说。“你知道成功不易,却不会注意到追求成功带来的心理负担。”

在一定程度上,Tijdink把自己的研究方向选择为“论文发表压力带来的心理影响”受到了他与治疗过科学家的心理医生的谈话的影响。“他们的压力很大,”心理医生告诉他。“这些人筋疲力尽,怀疑别人盗用自己的想法,或者觉得同事要抢自己的职位。”

他希望自己能让更多的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在2013年发表的一项针对400多位荷兰医学研究者的调查中,Tijdink指出,将近25%的人达到倦怠(一种情绪衰竭状态)的标准。
Andy Baker/Getty

一些科学家在迈入不同寻常的科研轨道时也会面临挣扎。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演化心理学家Paul Andrews表示,在他还是博士后的时候,他以为自己前途一片光明,因为他在优秀期刊上发表了被广泛引用的论文。但是,他却找不到一份能让自己专注研究抑郁的生物学基础的职位。受挫的他失去了吃饭、睡觉和锻炼的动力。此外,他还一直纠结于应该在高影响力的期刊上发表一篇大作,还是出些小论文以量取胜。

Andrews采取了风险更高的第一种方法,最终于2009年在《心理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受到广泛关注的论文。2010年初,《纽约时报杂志》还发表了一篇关于其成果的专题文章。尽管如此,他也没收到多少面试邀请,虽然投出了大量简历。“我当时觉得,‘我要怎么做才能找到工作?’”Andrews说,那时的他感到绝望、沮丧而又焦虑。

现在在工作中碰到困难时,Andrews的抑郁症状仍会反复。他的研究挑战了将抑郁症视为心理障碍和血清素在抑郁症中作用的主流观点,并对抗抑郁药的价值提出质疑。他发现自己的成果很难获得发表。

麻烦的研究主题

Alejandro Frid表示,有时候研究主题本身也会带来消沉的念头。他从1990年开始研究智利濒危的马驼鹿,随后研究了海洋渔业对阿拉斯加和英属哥伦比亚地区捕食者与被捕食者间互动的影响。

他的研究越是显示出气候变化的破坏性影响,他就越感到愤怒和虚无。“这里的虚无主义指的是关心未来毫无意义,因为根本就没有未来,”Frid说。现在,他是加拿大中海岸原生资源联盟的科学协调员,并出版了A World For My Daughter: An Ecologist’s Search for Optimism(《给我女儿留下的世界:一位生态学家对乐观的追寻》)一书。“一切都完了。人类破坏性巨大却不自知。没有什么值得我们为之而活的未来。”

抑郁已成为了环境保护人士圈中常见的话题。Frid通过将注意力集中在生态可塑性和人类解决问题的能力上而获得了一线希望。他也在努力改变影响环境的政策和人类行为——这些做法帮助他重新找到了事业的方向,并改善了他对未来的看法。

科学家或许对承认自己存在抑郁症或焦虑症状慎之又慎,但向同事吐露过心声的研究者表示,他们获得的支持往往令自己感到惊讶。

和Ramdas一样,Droge-Young发现,当她克服恐惧向实验室同事倾诉自己的心理疾病时,其他人也说出了类似的故事。其中一个人曾和她在同一家医院住过。她举办了两场艺术展,介绍自己的抑郁和自残经历,别的教职员参加了为此筹资的Kickstarter项目。她的导师和导师的家人都出席了。“人们都很有爱心,”她说,“如果你向他们坦白自己的脆弱一面的话。”

Kay表示,并不是每个人都习惯与上级交谈,但都应该尽早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如果感觉自己在挣扎,那就应该寻求帮助,”他说。Droge-Young建议,如果一位心理医生不行,就再找另一位。

留出追求业余爱好的时间也有助于缓解工作相关的焦虑。对于Droge-Young而言,她的爱好是出门散步,或者举办看奥斯卡获奖电影的派对,Wilkins则喜欢攀岩、打橄榄球和跑步。他还建议研究者参加一些与工作无关的短期项目。今年,他开始和一位朋友一起参加电影制作竞赛——而且还获奖了。

Andrews表示,承认在遇到难题时感觉沮丧是正常、甚至有益的,这或许也有助于科学家应对抑郁。他不认为自己的抑郁症发作是大脑功能异常的表现,而将其视为对重要问题的一种反应。这种反应有助于他集中精力。Andrews认为,在受到社交问题或工作压力的刺激后,身体就会重新分配给予大脑的能量。下丘脑会发挥作用,抑制性欲和其它生理冲动,并诱导人专注于负面思想。

这种反复思考虽然通常被视为坏事,但事实上有助于解决问题,因为它帮助大脑将问题分解为较小的部分。Andrews认为,这就像是科学家所做的研究工作一样。

Nature|doi:10.1038/nj7628-319a

“我看到许多同事离婚、累倒、离开科学界,我现在感到很累”

原文链接: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NTAyMDY0MQ==&mid=2652544191&idx=1&sn=1da79e874052f6b9fee6bdaca61c142a&chksm=80cd3231b7babb2733274f81803cba25ef8e88bfbf3a37cfb440ee108b4ee45f5f2dda0af925&scene=25#wechat_redirect

原文以Young, talented and fed-up: scientists tell their stories为标题

发表在2016年10月26日的自然新闻上

原文作者:Kendall Powell

刚刚建立自己实验室的科学家说,他们的压力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发论文、拉经费、找永久性职位——难得挤出一点真正做科研的时间。

6:59Nature Podcast: Young来自Nature自然科研

年纪相差数十岁的两个科学家讲述自己入行之初的故事。

Martin Tingley快坚持不住了。时间倒回到2014年深秋,Tingley刚刚在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担任了一年多的助理教授。那天,他在看望完住在波士顿的妻子后开车启程,踏上了 8个小时的返程之路。Tingley感到紧张而疲惫,几乎快要哭出来了。在天色未明的清晨时分,窗外的车辆急驰而过,亮起的车灯让他感到恍惚,仿佛身处于一场游戏之中。

通常,Tingley认为自己是一个“相当坚忍的人”。乍看起来,他的事业顺风顺水。他先后在哈佛大学获得了统计学硕士学位和地球科学博士学位,另外还有四年的博士后经验,最终非常难得地获得了一份终身教职。他以为自己很快就能将统计学与气候科学成功结合起来,产出资助机构们声称自己想要的跨学科研究成果。

而事实上,科研之路非常艰难。他每星期要工作60-80个小时,既要研究又要教学。他的启动经费已经用完,但还没有获得新的重大资助。另外,根据美国学界的一贯做法,学校不会支付他在夏季3个月的工资。由于妻子无法搬来和他一起生活,他每个周末都要风尘仆仆地来回去看她。压力似乎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很快就要支撑不住了。

Tingley是对科研生活深感沮丧的众多青年科学家之一。今年9月,《自然》在Facebook上发文,询问首次担任独立职位的科学家面临着哪些挑战。科学家们纷纷倾诉了自己的烦恼。在一个星期内,全球各地的近300名科学家做出了回答,坦白说出自己的担忧。“我看到许多同事离婚、累倒、离开科学界,我现在感到很累,”一名来自比利时的生物医学研究者写道(详见“科学之苦”)。《自然》选出了三位道出最常见困境的青年研究者;现在,我们将会讲述他们的故事。

科学之苦

我们请青年科学家说出他们的担忧。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声音。

竭力拉经费让科研时间所剩无几

“我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拉经费上,用于做科研的时间不到5%。”

激烈竞争驱使许多科学家走捷径

“有些研究明显做得很好,但也有些研究做得很糟糕、被夸大,甚至存在造假。目前的压力和激励方式意味着比起优秀但第二,有错但首发的收获更大。”

● 依赖资深科学家推动进步

“如果你运气不好,如果你的(资深)教授不擅长拉经费或者不够分量,或者对你不够支持,那么你完全没戏。”

● 行政负担过重,无法获得帮助

“如果我要求配一名行政助理,我的研究时间或许就能加倍;但我的同事们会因为这个念头而尽情嘲笑我的。”

● 长时间工作

“学术界的文化是,一个星期工作40个小时是无法成为一名成功的学者。晚上9点,当我在沙发上坐下时,我真的不想再打开笔记本电脑了。我的内心总是会为此挣扎,但我想在《自然》上发论文,我想要那一大笔经费。”

然而,青年科学家们只是在抱怨,还是真的已到生死一线?我们的受访者承认,能有机会主导属于他们自己、富有创新而又振奋人心的事业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而且科学家也不是唯一需要刻苦工作的专业人士。每一代人都很容易认为自己比老一辈过得更难。

但一些数据和传闻证据显示,要想建立自己的研究团队,今天的科学家面临的障碍确实会比他们的资深同事在二三十年前遇到的更多。其中最大的一项挑战就是研究经费“僧多粥少”。过去十年来,研究经费增长停滞,甚至出现了缩水。“人员数量达到了史上最高,但经费数量却没有改变,”美国国立综合医学研究所(NIGMS)主任Jon Lorsch说。“许多有能力对学术体系发挥影响的人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且正在尝试解决。”

青年科学家和资深科学家都一样面临着巨大的发表压力,受到日益沉重的官僚主义负担的重压,并且很少得到行政支持。评价他们的主要指标是发表的论文和获取的研究经费;然而,没有清晰的目标,他们发现自己只能一篇接一篇地赶写论文,无休无止。问题的关键是,这是否在伤害科学和科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前主席,就职于加州大学的著名生物化学家Bruce Alberts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他表示,目前过度激烈的竞争氛围遏制了创造性,迫使科学家“做平庸的研究”——保险而又无趣的工作。“我们必须奖励那些开展创造性研究的人。”

我们的非正式调查显示,这种情况已经让科研成为了一项对研究者不甚友好的事业。“坦白地说,做PI、管理实验室就是那么糟,”一位来自美国的神经科学家写道。Tingley对此并无异议。

经费之争

Tingley一直兴趣广泛。在加拿大读大学时,他从艺术史专业转到了物理学,之后,他被哈佛大学充满活力的研究环境所吸引,来到哈佛开展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期间,Tingley发明了一种统计方法,能帮助解析来自树木年轮和冰芯等来源的历史气候数据。

在求职期间时,他每个星期就已经要工作60个小时了。Tingley说,每天早上八点,他就已经在办公室了,一直工作到晚上回家吃晚饭,饭后再打开电脑继续工作。但在2013年,他的研究事业达到了高点:他在《自然》上发表了一篇统计分析;在全球范围申请工作后,他最终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获得了一份气象学兼统计学的联合教职。

在那时,他的妻子Gabrielle是哈佛大学研究计算中心传媒项目的负责人,宾州州立大学为她提供的职位让她觉得有点屈才,于是她决定留在原处工作。他们面临着异地问题——一直以来,这都是科学家们的一大压力来源。

像许多第一年工作的助理教授一样,Tingley很快就感受到了在顶级期刊发表论文、拉经费、上课和教学创新的压力。他也知道,学校为他提供的约2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包括夏季工资和计算机资源使用费等)无法维持长久,因此他申请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那是一个“令人心碎”的过程,他说。

举例来说,他与合作者,亚利桑那大学的有机地球化学家Jessica Tierney一起提交了有关海洋表面历史温度代理变量的研究计划书。在第一轮评审中,他们的申请获得了获得两个“极好”和两个“很好”的评分,但仍然低于要求。二人被鼓励重新提交,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但是第二次获得的评分更差。“一部分原因在我,我失败了,”Tingley说。但这件事也说明了青年科学家从零开始创立研究项目时所遭遇的挫折。“申请资助的过程非常残酷。”与此同时,二人发表了初步阶段的研究成果,论文目前已被引用40次。

参加《自然》调查的科学家的观点反映了代际分歧:许多人觉得今天的资深研究者年轻时走过的科研道路更顺畅,因此得到了竞争优势。“婴儿潮”时期(指二战后至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科学家经验更丰富,实验室更完备,因此在获取经费方面更具优势。(今年9月,《自然》在推特上提问:“青年科学家面临的挑战是什么?”“老科学家,”一位用户直言不讳地回答。

2014年12月,在经历过情绪低潮后不久,Tingley和妻子去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度了一个月的假,共享了一段难得的独处时光。一个月后,Tingley重返寒冬中的宾州州立大学,走在校园中,他感到阴云仿佛已经压到了自己的头顶。他清楚地知道,两门高级课程将占用自己的大部分时间,留给研究的时间很少,而且自己将再次回到每周辛苦往返看望妻子的状态中。如果他不能在短时间内拿到资助,那就没有夏季工资。“我和妻子都知道这并非长久之计。”

Tingley开始在深夜搜索职位信息,2015年3月,他发现了一份完美的工作职位:位于悉尼的澳大利亚保险集团当时正在寻找拥有气象学、统计学和气候相关专业经验的人才。Tingley在两个月后入职,他的妻子也在新南威尔士大学轻松找到了一份传媒相关的工作。现在,Tingley已经成为了高级研究分析师,工作内容是对丛林火灾、旋风和其它类型的风暴的风险进行建模和量化。当然,这次越洲跨洋的搬迁并非一帆风顺——作为一名转入私营企业的年轻研究者,他不得不从头开始,重新证明自己。

现在,Tingley会提醒其他人,走向事业成功的道路有很多。“将自己的所学应用于私营部门是完全合理的。”他说,自己不会怀念青年研究者肩上所担负的压力和高度期望。在9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周六,Tingley和妻子走出家门来到附近的海滩上散步。“原来周末这么棒,”他说。

自我压力

 

“没钱时有压力,有钱时也有压力。”—Eddie López-Honorato

Alejandro Cartagena for Nature

有时,压力并非来自对经费或终身教职的追求,而是源于成为一名优秀科学家的理想。来自各个学科的青年研究者告诉《自然》,没有对成功的明确预期令自己无所适从——材料科学家Eddie López-Honorato就是其中之一。

他在墨西哥城长大,并在当地的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学习化学专业,但是他的博士学位是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完成的。他说,为了完成实验,他不分昼夜地工作,连周末也不休息;在儿子出生后,情况变得更加困难了。虽然感到了压力,但在曼彻斯特学到的高工作标准是López-Honorato现在努力效仿的目标。之后,他来到了德国超铀元素研究所做博士后,工作内容是为反应堆所用的核燃料开发更安全的涂层。

完成博士后工作后,他有机会回到英国担任谢菲尔德大学的讲师,但是他和妻子Paola希望回墨西哥。他们做了一番权衡:López-Honorato意识到他在墨西哥的专业声誉还有待确立,而且墨西哥的科研基础设施不如欧洲发达;但是,他也认为在英国工作对于他的家人来说较为困难,因为他们面临着长期的语言和文化差异。最终,他们选择了回到墨西哥。

2012年3月,López-Honorato开始在墨西哥国立理工研究所高级研究中心(CINVESTAV)就职。站在自己全新而空旷的实验室前,他感到了一种令人惊叹的独立感和潜力。“你知道自己必须很快招到学生、找到资金,这会激励你开始工作,”他说。虽然政府会给他和他的学生支付工资,但是他仍需要得到资金来支持自己的研究。他发出了一系列申请政府资助的计划书,但无一成功。

在2012年一整年中,López-Honorato都在墨西哥和美国到处寻找建立合作关系的机会,给素不相识的科学家发邮件解释自己的工作。资助开始慢慢流入。到了2014年,他已经获得了足够多的资金,可以覆盖他大部分的研究费用,此外,他还确立了实验室的第二个工作方向:开发吸附材料以消除饮用水中的砷——在墨西哥的一些地区,这个问题影响了将近一半的水井。自从在CINVESTAV工作以来,他发表了20篇研究论文,建立起了一个拥有15名成员的实验室。

与许多受访者一样,他表示维持资助就和获得第一笔资助一样困难。尽管他的职位是有保障的,但他也感受到了维持研究项目运转,为帮助更年轻的科学家开创事业的压力。“没钱的时候有压力,有钱的时候也有压力,因为你要做出点东西出来。如果发生任何问题,都是我的责任。”López-Honorato介绍了最近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件事:由于官僚主义的影响,采购一台对他的核燃料工作至关重要的喷涂机延迟了8个月时间;这导致整个项目落后计划一年,而López-Honorato觉得应该承担责任的是自己。

像其他专业人士一样,许多科学家也表示每天的时间不够用。López-Honorato表示,在过去两个月里,他每天晚上平均只睡四个小时。和其他事业刚起步的研究员一样,他正处于“孩子和另一半最需要自己的阶段”,他说。现在,他的二儿子已经8个月大了。

他与自己是否有理由抱怨的念头做着斗争,也知道压力主要是自找的。“说一句‘我受够了’就能解决问题,”他说。这是许多青年研究者需要面对的问题——如果设定目标的人是你自己,有多少资金、学生或发表才算是足够的呢?在2014年的一篇博客中,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认知科学家Philip Guo写道,学者常常感到自己仿佛站在一台不断加速的跑步机上。

他说,之前在谷歌做软件工程师时,他“非常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要做到什么程度”。然而,学者却有教课、指导学生、做研究、写资助申请,以及支持部门、学校和学术界工作等等义务——“而安排这些工作的人相互却并不了解,也不在乎”。Alberts强调,青年研究者需要两种主要资助,一个用于维持工资,一个支持研究项目。“年轻人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样怎么能做出最好的成绩呢?所有的激励方式都用错了。”

今年,López-Honorato正在尝试降低自己的预期,他只申请一笔产业界资助,希望这样能让他及时回家陪儿子们玩——在2012年,他申请了七笔。但来自内心的压力是最难缓解的。“我们都希望做到最好,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获得了现在的工作。这属于自我压力,但更难摆脱。”

无暇思考

“如果有人抱怨不公,很容易被说是无病呻吟。” — Felienne Hermans

Annelies van ’t Hul for Nature

Felienne Hermans一直对计算机着迷。她在10岁时自学编程,大学读的是计算机科学专业,之后在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博士期间,她将软件工程方法应用到了电子数据表中,让终端用户(比如会计或生物学家)能更方便地维护数据和添加数据注释。这项创造性的工作帮助她发表了顶级会议论文,在计算机科学领域,这对晋升是至关重要的。当她的研究小组(由四位教授组成)出现了一个终身职位空缺时,她询问了校方自己是否可以申请。最终,她打败了学校内外的竞争对手,于2013年3月成为了一名独立的助理教授,当时年仅28岁。

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两年后,Hermans感到不堪重负。她要带两名研究生和一名博士后,备课,还要准备应付各种似乎永无止境的“服务”请求:为期刊和同事们审稿。电子数据表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完结了,她希望能转至更激动人心的新研究领域。但连续不断发表论文的压力如影随形。理论上,她的工作分为三块:教学、研究和学术服务,各占40%、40%和20%,但她获得的印象却是研究应该高于一切。“四篇论文比三篇好,五篇论文比四篇好,”她说。

像Alberts一样,她认为目前将研究产出与发表画上等号的观点会扼杀创造性。“论文只是交流观点和实验的一种形式,”她渴望“能有一个空闲的下午,看着窗外思考‘下一步我要做什么?’”。

另一个障碍也贯穿了她的职业生涯:作为身处男性主导领域中的女性。2014年,Hermans参加了在英国剑桥举办的代码生成(Code Generation)编程实作会议,她发现,在100余名参会者中,加上自己仅有两名女性。在为期三天的会议中,她都在向同事们介绍这一令人悲哀的数据,而不是根据初衷介绍自己的编程工作。“这样的事情会影响你的心情,耗尽你的精力,”她说。在调查中,《自然》收到了来自青年科学家的十几条评论,她们表示,性别歧视、性别偏见,以及缺少对女性的支持拖累了自己的事业。

每周六,Hermans都会去社区中心做义工,教市中心的小朋友编程,这个经历帮助她确立了新的研究方向。她和同事开始思考教孩子编程的最佳方式。举例来说,他们不想简单地解释怎样让机器人向前走,而是希望能告诉孩子如何通过适当命名程序功能和避免“代码异味”(即设计不佳的程序片段)来维持代码质量。这种转变并不完全顺利——她的第一篇关于代码异位通用理论的会议论文被拒稿了,原因是论据不足,但她现在已经进入了状态。

Hermans说,回顾过去,她或许应该忽略发表论文的压力,多做思考。“但当时我刚入职,非常担心两年后就还不上房贷了,”现在,她会更加仔细地规划自己的时间。如果一位同事敲门,请她帮忙审阅学生论文,她也能拒绝他们:“我已经完成我要做的20%服务了。”她调整了一周的安排,将教学、写资助申请和服务排在了周一至周四,这样,她周五就可以与她的六位实验室成员待在一起了。

要想在获取资助等方面帮助青年研究者,还可以采取更有组织的措施。Alberts表示,“资源必须向更年轻的研究者倾斜”。他提到了欧洲研究理事会的资助项目,这些项目会将申请人划归三个事业阶段——初级阶段(博士毕业后的2-7年内)、中级阶段(博士毕业后的7-12年)和高级阶段(博士毕业12年以上),让各阶段的申请者与同辈竞争。

同样地,NIH旗下的NIGMS在今年试行了一个名为Maximizing Investigators’ Research Award的资助项目,将起步阶段的研究者与资深研究者区别开来,并提供为期五年的保证资助。Lorsch表示,这是美国科研资助体系的一次创新,意味着不再进行“风马牛不相及的比较”。Lorsch还说,应该鼓励年纪较大的研究者转而从事不需要研究经费的工作,比如教学、指导学生和科学普及,这能帮助年轻的研究者获得一席之地。

其他科学家则强烈反对这种观点。像许多资深科学家一样,Alberts并不认为问题仅与年龄有关。“这和公平无关,而是如何把科研经费花在刀刃上。无论是资助年轻人还是老人做创新研究都能推进科学的发展。”

Hermans清醒地认识到,青年科学家的怨言很可能会被漠视。“如果有人抱怨不公,很容易被说成是无病呻吟,”她说。“但是,他们抱怨的并不是想象出来的问题。”她觉得自己有责任挑明青年研究者所面临的挑战。“资深研究者应该注意青年科学家是否在退步,并询问他们,‘你感到压力过大吗?为什么没有热情了?’”

Lorsch表示,他通过亲身经历了解到,美国“被遗忘一代”(指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出生的一代)科学家并没有满腹牢骚。“我没有听到那些努力争取或延期第一笔资助,或是那些努力让实验室运转起来的人抱怨,”他说,“相反,给我打电话大喊大叫的是那些经费充足,但落选了一两笔基金的人。”

 

 

拒绝成为一个老好人

(一)珍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当年在国外留学,有一次挂着QQ开始自习,突然QQ发出提示,结果定睛一看,是一位长久不联系的同学发来了消息。于是开始一阵寒暄之后,同学就开始问“你什么时候回国啊?帮我带一个iPhone好不好?听说国外比较便宜”之类的话。对于这种场景,想必各位留学生都不陌生。由于汇率差等一些因素,香港和新加坡的电子产品一般来说比国内会便宜一些,总会有国内各种各样的同学联系国外的同学,求帮忙带各种各样的物品。小到 iPod,大到 Mac Pro,甚至会有衣服和化妆品。

能够提出这种要求的人认为留学生在国外学习生活,平时闲着无事可做,顺便去商场买一个 iPhone 或者化妆品轻而易举。再说,反正这个留学生会回国,回国的时候顺便塞在箱子里面就可以带回来了,也不用国际邮递的费用,举手之劳而已。这种时候,不同的留学生就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案,有一种是有求必应,导致自己回国的箱子塞满了其他人的行李。另外一种是置之不理,只带着自己应该携带的行李。

第一种人呢,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好人。这种人对其他人的要求都是有求必应,别人随便说的一句话,顺口提的一个要求都会极大可能地去满足对方,哪怕自己亏本。其实,对于一个留学生而言,时间就是金钱,无论是去商场买东西还是在网上下单购物都会耗费大量的时间。曾经见过一位留学生花了很多时间去商场帮忙代购奢侈品,回国的时候却因为颜色略有不同,对方拒不买单的情况。导致这些结果,都是因为一些留学生在无形之中当了一次老好人,认为别人只是提了一个要求,自己应该完成。不过请别忘记,求别人帮忙是需要人情的,国内的朋友求留学生带iPhone,就已经欠了留学生一个人情。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留学生的时间成本被无限度的降低,代购在对方的眼里就只是一个不需要成本的事情。而真正的朋友,会尊重对方的付出,会时刻维持着这一份友谊。

(二)不要有求必应

博士生一般都会承担每周6小时甚至更多的助教任务,在这几个小时内,需要给本科生开设课程,讲解习题,有的时候还需要给本科生批改作业。在考试前夕,就有学生有问题需要来咨询博士生。本来,博士生作为助教,是有义务给本科生讲解习题的。但是,总有一些本科生,会在考试前提出各种各样无理的要求,比如“再把这门课从头到尾给我讲解一遍,把这套试卷给我讲解一下”之类的。在我眼里,能提出这种要求的学生,基本上考试也就这样了,讲不讲已经基本上不重要了。作为一个大学生,自己需要为自己的选择买单,平时不花时间学习,一天晚上就想搞定高分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对于这些学生,自己的选择一般都是提出建议:“你可以去数学系五楼的答疑教室,那里会有助教给你详细地讲解问题”。

但是,也有一些助教,不会拒绝学生,为了满足学生的这些需求,在考试前不吃饭不睡觉,时刻保持email在线,随时准备回答学生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于学生提出了需要当面答疑的要求也从不拒绝,从早上9点一直干到晚上11点,每两个小时就安排一批学生答疑。当然这种对工作负责任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不过这种方式实在是不可取。作为一个PHD,首要任务就是科研,教学只是不那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只要不出教学事故,不收到学生投诉即可。就目前的就业情况来看,科研论文才是王道,为了学生付出太多实在是舍本逐末。退一万步讲,能够提出让助教花费整个晚上为他答疑这种要求的本科生,只是把助教当成了一个可以有求必应的人,只是把这个职业当成了服务性的职业,认为交了学费就应该享受到这些服务。对于这些学生,实在是不值得花费博士生过多的精力。数学系本来就给本科生开设了 Consultation Room,在非助教工作时间完全可以把答疑的工作推给这些地方,因为只有这些地方才是专门为了学生答疑而设置的机构,而不是私底下给学生们答疑。学会对一些不合理的要求说“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

(三)不要成为别人情绪的垃圾桶

想必大家都在玩腾讯的两大产品,微信和QQ。在微信或者QQ上面,总会有人时刻传递着各种负能量,随便抓住一个朋友就开始抱怨自己的生活多么不如意,自己的人生有多么的艰难。偶尔一两次当然无所谓,就当是开导朋友,帮朋友一把也是一种义务。但是,如果天天抱怨这些事情而没有任何正能量,就会让人产生一种厌恶。使用微信或者QQ是为了达成一种信息的交换,如果一方一直产生负能量,就会在无形之中把这种负能量传递给其他人,从而影响到其他人的生活。

在读本科的时候,大家或许还会互相关心一下对方在做什么。到了工作岗位之后,其他人做什么样的事情其实已经和自己没有太大关系了,尤其是不在同一个公司,同一个城市,甚至同一个行业的人。一些整天抱怨行业或者运气不好的人,何必不鼓起勇气跳出圈子,去寻找想要的东西。在微信或者QQ上抱怨并不能够解决任何问题,能够摆脱这种现状只有靠自己的努力,而不是当一个键盘侠。对于一些整天传播负能量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屏蔽他们,避免他们的情绪影响到自己的生活。

每个人都在一天天地成长,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在接受着其他人的帮助。对于别人小小的帮助,要学会感恩。在帮助他人的时候,也要学会明辨是非,拒绝成为一个老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