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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D的生涯

不要做低品质的勤奋者---读后感

不要做低品质的勤奋者---读后感

之前在网络上曾经有人写过一篇文章《为什么绝大多数人都是“低品质的勤奋者”》,现在一年之后翻阅来看,结合自己攻读博士学位和工作的经历,在这里稍微总结一下,希望能够给自己一些启示。

作为一个博士生,时间通常来说会比工作人士相对自由,非常类似一个自由职业者。因此也会有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阅读自己喜欢的各种书籍,阅读自己想学的各种知识技能。但是,如果要真正走上一条科研的道路,绝对不是把所有的知识点统统学一遍之后才开始进行科研,而是在科研的道路中不断的学习和充实自己,在科研的过程中不断的成长。除了在科研的前期准备一些必要的理论基础之外,在科研的过程中就要有选择放弃一些知识。因为在做科研的时候并不需要了解任何一个知识点,科研是做出来的而不是学出来的。科研的途中只需要掌握某些知识点就可以了,剩下的都是遇到了问题然后靠自己独立攻克解决的。在科研之前抱有“等我读完了这些书再开始科研”其实是一种不明智的想法。

在工业界,一天到晚总会有各种各样杂七杂八的事情,也需要有人去关注这些问题并且解决这些问题。不过在日常的工作中,技术的积累和调研也是一份重要的工作,它不仅关系着员工个人的成长,也关系着整个团队整体实力的提升。这种时候,总需要有人去做一些调研性质的工作,去探索这个技术对整个团队是否存在实际的价值。但是在调研的过程中,不同的人就有着完全不同的做事方法,有的人喜欢直接开始干活,以无穷次试错的方式来判断自己的选择是否是正确的;而有的人喜欢先进行调研的工作,先把公司内外的优秀技术调研清楚,然后再与自己所处的环境做比较,最后再判断自己所选择的方案是否合理。除此之外,有的人总喜欢抓住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反复纠缠,仿佛在这些细节上就能够挖出全部的框架结构,试图从这些细枝末节入手找出关键之处。而有的人则倾向于从一个整体的框架入手,尝试着从这个框架来解释方案是否合理,从整体来反推出之前的那些细节存在的意义。

如果看过天龙八部的人就知道,鸠摩智当时上少林寺去挑战,在少林高僧面前展示出自己所学的少林七十二绝技,诸多少林高僧无不大惊失色。而当时的虚竹在旁边观战,就对少林高僧们说:“鸠摩智所耍的招数虽然是少林绝技,但是本质上却是使用小无相功催动出来的。虽然招数相同,但是却用的道家的内力。”为什么少林的高僧们没有看出来鸠摩智武功的关键之处呢,那是因为少林高僧们在练功的时候,一直抱着武学秘籍在修炼,一辈子练到头了也就13门绝技。其实从鸠摩智的个人修炼来看,修练武学的关键并不在武学秘籍里,而在佛经里。没有找到关键的佛经,没有找到运功的法门,无论抱着武学秘籍修炼多少年,终究与别人有着本质上的差距。诗人陆游也曾经教育过他的后辈:“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意思是说,如果你想真正地写出好的诗词,就要在生活上下功夫,去体验生活的酸甜苦辣,而不是抱着一本诗词歌赋来反复阅读。

在读博士的过程中,一般来说,选择博士课题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如果课题选得太难,那么学生在这几年内也做不出来;如果课题选得过于简单,那么学生即使做出来了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在选择课题的时候,博士们都会十分慎重,都会通过半年或者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选择合适自己的课题,否则在未来的几年里面将会十分的痛苦。在科研的过程中,在做每一个方案之前,一定要进行仔细的思考,因为科研工作一旦开工,很可能在短期内就不会回头。如果选择了一条极其错误的道路,那将会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越来越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为了不成为低品质的勤奋者,在平时工作和生活的过程中,在做某件事情之前,一定要提前进行仔细的思考和周密的安排。在这种时候,就不能够通过自己的应激反应来做这些重要而又不紧急的事情。一般来说,通过自己的第一反应来做的事情都是那种重要而又紧急的事情,而通过自己深度思考才开始做的事情都是重要但是又不紧急的事情。在个人成长道路中,要想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的,通常都是做那些重要而又不紧急的事情。不过,人一般来说都是有惰性的,都是懒得进行深度思考,最常见的做法都是通过应激反应来决定下一步的计划和方案。如果要想保证一个人的成长,就一定要刻意地逼迫自己进行深度思考,逼迫自己每天花一定的时间来处理那些重要而又不紧急的事情。

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都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太可能做到事必躬亲的处理每一件事情。这种时候就要做到有重点的处理关键事情,放弃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事情。在做每一件事情之前,都要思考做这件事情是否能够真正的带来价值,是否对整个团队和个人有利,而不是在稍微思考了一下觉得可以这么做就开始动手做这件事情。一味的努力做某件事情,只是看起来十分刻苦,但是要想真正的摆脱低品质勤奋者的困境,还需要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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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崇自我推销的文化中,内向的你如何让自己的科研不被忽视?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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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以Human behaviour: Find your voice为标题

发布在2016年12月1日的《自然》上

原文作者:Julia Rosen

沉默有风险,腼腆内向的研究者也可以通过技术和练习走向成功。

一般而言,科学家并不以社交能力见长。在许多人眼里,科学家一副书呆子气,内向寡言,甚至可能略显笨拙。但在当今的科研环境下,开朗外向的人或许更加如鱼得水,因为产学界的研究者往往需要站到聚光灯下,在学术会议上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同事、资助机构和大众(这一点愈发重要)建立新的关系。

对于正在努力建立声誉、推动事业前进的青年科学家而言,掌握这些技能尤为重要。但就算还说不上恐惧,这些任务也不免让许多腼腆或内向的研究者发怵。悉尼Woolcock医学研究所的博士后Louise Harkness说,其中一些人甚至会因此质疑自己在科研界的位置。Harkness的研究对象是呼吸障碍疗法,并在博客中记录了作为一名内向科学家所面临的挑战。“对顶尖的科学家来说,学术之路也是艰辛的,” Harkness说,“更不用说腼腆而不善自我推销的内向科学家了。”

尽管如此,通过培养自己的公开演讲和人脉技能、采用适合自己性格特征的创新型自我推销方法,安静的科学家也可以与能说会道的同行一较高下。研究者需要承认科学行业存在政治性的一面,审视自己的性格特征和动力,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

游戏规则

在所有科学家都是内向者的传说之外,还有一种普遍观点认为科学界是唯成就论的。许多年轻科学家认为,他们只需要做好研究,其它自然会水到渠成,但一般来说事情并非如此。Donna Dean表示,“我们不能默默坐在一边,然后期待别人自然而然地认可我们的成就。”她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一位退休行政人员,也是美国女性科技工作者协会的领导力与才能发展执行顾问。

美国卫斯理学院的性格心理学家Jonathan Cheek表示,腼腆或内向的人的确很容易在推崇自我推销的文化中被忽视。他说:“除了事业本身所需的技术条件外,社交技能,比如公开演讲,是助力事业成功的最大要素。”他承认,这看起来可能不太公平,但现实就是如此。

Cheek表示,承认“软技能”的重要性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尤其是对于某些类型的内向者来说(Cheek及同事将内向分为四种类型:社交型内向、思考型内向、焦虑型内向和克制型内向)。并非所有内向者都腼腆,其中一些人——根据Cheek的说法,除了焦虑型内向者之外的所有内向者——之所以回避发言和吸引别人的注意,纯粹是因为他们不想这么做,或者觉得这种做法没什么益处。他说,对于这类科学家而言,只要让他们意识到开展某种形式的自我推销具有实在的益处就够了,即使他们没法自然意识到这一点。

而其他人则面临更大的障碍。腼腆的人在与陌生人对话,或在一群人面前发言时会感到不安(Cheek也帮助划分了腼腆程度)。Dean说,一些研究者(包括女性、少数族裔和LGBTQ群体)有时可能会因为他/她们的身份而觉得自己在科研界不受欢迎,因此感到难以在专业环境中发言。她还补充,这种不安可能源于他/她们感觉自己背负着代表整个群体的重担,或者因为自身背景而习惯了保持沉默。

许多科学界人士都认同有必要帮助腼腆或内向的研究者扩大他们的声音,但与此同时,权衡保持沉默的优劣对这些研究者来说也有益处。“你必须思考,‘是什么在阻碍我实现目标?’”Cheek说。Cheek是个双重性格者,即同时具有内向特质和外向特质的人。他表示,如果人们已经在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中投入多年,那么对他们来说,继续科研事业很可能意义重大,因而愿意为此克服自己的腼腆。

Harkness认为,人们有时只是需要找到正确的动力。在悉尼大学读博、研究哮喘肌细胞的基因调控期间,她克服了自己的一些沉默倾向。“我意识到,如果我不迈出去向人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那么全世界都会错过它们,也不会了解我的思维过程,”她说(参见“接受安静的自己”)。

几乎所有科学家都会在某个时刻不得不在人群面前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心生畏缩的任务,不仅仅是内向和腼腆的人。有调查表明(比如2014年查普曼大学关于美国人最害怕的事的调查),在美国,人们最害怕的事一般是公开演讲,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超过了对溺水的恐惧。“在我刚开始读博时,我意识到这是一件我极不擅长的事,”在英国拉夫堡大学研究燃料电池用氢气制备方式的博士生Paul Brack说,“我的期望就是达到平均水平。”

Cheek说,所幸公开演讲并不像许多人害怕的那样难学,也不需要安静的研究者变成外向者。他补充表示,大多数人讨厌公开演讲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讲得不多,而且只要多加练习就能改善。

生物化学家、加州希望之城医院的行政与学生发展临时主任Kate Sleeth说,许多大学都提供了资源,帮助科学家们适应会议演讲,磨练演讲技能。如果没有这类资源,Sleeth(同样身为内向者,而且目前担任全美博士后协会理事会主席)建议研究者寻求其它组织的帮助,比如国际演讲会(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这是一个致力于帮助会员提高沟通交流能力的非营利组织。

研究者可以采取的另一种策略是形成让自己感觉舒服的演讲风格。对于Harkness而言,这意味着在演讲中阐明自己的思维过程,而不是简单地宣传自己的发现。“我希望带领人们感知整个过程,”她说。事实上,从头至尾梳理整个研究项目让她对展示自己的成果感到更踏实了,“我对展示自己的研究过程感到很骄傲。”

虽然建立人脉关系让许多科学家望而生畏,但这一过程也可以根据个人倾向做出调整。“许多人觉得‘建立人脉’意味着自己要想出一段精妙绝伦的对话,”Brack说。去年,Brack在Naturejobs博客中写了有关该主题的博文,作为一个曾经非常腼腆的内向者,他已经开发出了许多适合自己的建立人脉的方式。

接纳内向的自己以下是一些值得一试的建立人脉和推广成果的方式:

● 和同事或导师练习公开演讲,或者寻求大学项目和国际演讲会等组织的帮助。

● 形成自己感觉自然的演讲方式,比如说故事的方式。

● 在会议和其它专业聚会上设定与两至三名陌生人说话的目标。

● 使用推特和谷歌学术等在线工具,提升自己的网络形象。

● 参加各种委员会,寻找能帮助你建立人脉的赞助者。

● 考虑不同的科研道路有多适合自己的性格特征与偏好。

一种策略是在社交场合或会议上提前想好一两个问题,和单个人而不是一大群人交谈。与研究生攀谈时,Brack一般会先问有关研究、指导教师和学校的问题。仍然觉得建立人脉很棘手的Dean表示,甚至不一定要谈科学话题——也许你注意到了某人的名牌上透露的信息,比如和你是老乡,或者有相同的爱好或其它联系。“让人们谈论他们自己,”她说。

Dean建议年轻科学家设定每次参加会议时与两三个陌生人交谈的目标,并呼吁他们避免用自我贬低的方式描述自己的研究。Sleeth还建议带上一位能够帮助你放松、开朗外向,但又不至于抢风头的朋友。安静的科学家也许可以考虑与较为外向的同事合作开展研究。“这会让事情变得简单很多,”Sleeth说。

最后,即使这些方法都无法让许多安静的科学家感到自在,他们也不应绝望,Steve Blank说。他在斯坦福大学教授创业课程,还参与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创新团项目,该项目旨在帮助科学家将研究发现商业化。“顾名思义,科学家都非常聪明,”Blank说。“就算没有与生俱来(的交际能力),也有充分的思维能力去模仿。”

长远布局

在做重大的事业决定时,安静的科学家可能需要考虑哪种科学职业方向更适合自己的性格。举例来说,学术界可能意味着教学和许多公开演讲,而政府机构则可能需要更多的实验室工作,以及与机构管理者会面。身为技术行业内的一名企业家,Blank认为科学家必须向投资者和客户推销自己的理念。“如果希望担任领导角色,我认为科学家要学习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沟通,”他说。通常,这需要至少去模仿外向者的行为。

由于不同的科学职业方向有不同的需求,Cheek建议处于职业生涯初期的科学家阅读专业文献,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已故心理学家约翰·霍兰德提出的职业规划理论。“这个理论讲的是工作环境也有不同的‘性格’,”他说。在霍兰德的理论框架下,个人和职业被分为不同的类型,三种职业类型——现实型、调研型和艺术型——都非常适合内向者,分别对应偏重应用、理论和创造的职业方向。

自称内向的Paul Brack在2016年的皇家化学学会会议上演讲。

皇家化学学会/拉夫堡大学

Cheek表示,科学家不应让这种分类阻碍自己追求理想的步伐,但应该考虑自己的性格是否适合预想的职业选择。“当你的性格倾向与事业环境相互碰撞时,你最热爱的事情未必能带来最大的回报,”他说。在某种程度上,找到带来成就感的事业的关键是选择合适的事业。

而这正是Harkness开始意识到的事情,虽然她没有正式了解过霍兰德的理论。博士毕业后,她来到Woolcock医学研究所,她说这里的研究团队规模更小,而且关系更紧密,对于她这样年轻而又内向的科学家而言是个不错的去处。

书写新规则

公开演讲和人脉建设被视为在科学界和许多其它领域取得成功的关键,一部分原因是我们的文化更推崇外向性格。至少《安静》(出版社:Broadway;2013年)一书是这么认为的,本书作者是美国作家及演说家Susan Cain,她在书中谈论了内向者的力量,她的核心论点是,社会通常将内向视为一种性格缺陷,但内向者的价值应该得到重视。安静的科学家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展现自己的实力。

David Steen在社交网络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Steen是美国奥本大学的一名野生生物生态学家,他为自己的内向者身份感到自豪。“顺之不逆,”他说。Steen说,自己就是一个在开会时会默默坐在最后什么也不说的人;和许多内向者一样,他更喜欢在发言前整理好自己的思路。

然后,他开始使用推特等工具与人们沟通,现在他的推特已有12,800名关注者(还在2015年被Slate杂志评为“推特最佳生物学家”)。推特让他有机会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方式来取得关注度,并与科学界广泛互动。“写一条推文可能要花一整天,”Steen在推特上写道。“而会议上只有很短的时间来准备慷慨陈词。”

Cheek推荐研究者创建谷歌学术的个人资料页,并踊跃使用ResearchGate和Academia.edu。Brack说,研究者也可以用LinkedIn来宣传自己的科研资历、发表的作品和获奖情况:“分享的时候注意方式,不要让别人感觉你傲慢专横。”

腼腆内向的研究者还可以通过其他符合自己性格特征的方式来发展事业。Brack推荐内向研究者参加一些组织,他最近就在苏格兰协助组织了一场化学会议。“我发现自己需要和人接触很长时间后才能真正自在地和他们对话,建立起某种联系,”他说。“参加组织对此很有帮助。”研究者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来对各种会议、研讨会进行后续追踪,继续参与科研讨论,并做出自己的贡献;不想在人群中发言的研究者尤其应该如此。

无论采取哪种策略,Sleeth都推荐研究者寻找一位导师,甚至是赞助者——她所谓的赞助者指的是可以提携年轻科学家、尤其是腼腆内向的科学家的人,Sleeth认为这个人可以是指导教师,也可以是共同作者或同事,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帮助年轻科学家打开新的大门,宣传他们的强项和成就。“因为那样就不是自吹自擂,”她说,“而是别人帮你宣传自己了。”

Nature|doi:10.1038/54049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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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但是抑郁症先找到了我

原文链接:http://mp.weixin.qq.com/s?__biz=MTg1MjI3MzY2MQ==&mid=2651684814&idx=2&sn=cbe9e55ee5d510ca4720ed3286272abb&chksm=5da15b5c6ad6d24a659af1aecb0b61f94507a7bba7c38bc435b73826bf458aa3832d640d6ffd&mpshare=1&scene=23&srcid=0124QnqFYK4H6lrjMH3L3lrw#rd

原文以Mental health: Caught in a trap为标题

发布在2016年11月9日的《自然》职业板块上

原文作者:Emily Sohn

2008年,当抑郁第一次威胁到她的事业时,Rachel正在攻读博士学位。为了启动一项新研究,这位心理学家每天要工作14-16个小时,同时还要监督12名研究助理。在空闲时间,她还要筹划自己的婚礼。
Andy Baker/Getty

有三个星期的时间,她几乎没有合眼,仅靠甜食和能量棒维持生命。后来,在观看一场悲伤的戏剧演出后,她崩溃大哭,之后三天也止不住啜泣。“我坐在沙发上盯着墙流泪,”Rachel说;她要求在本文中使用化名。

“欢迎来到学术界”

早在读博前,Rachel抑郁的种子就已种下。“在你开始申请博士前就会受到各种消息的狂轰滥炸,比如博士很难申上,申上的人也有一半毕不了业,毕业了也很难拿到博士后,也不可能拿到经费,”她说。“与此同时,你身边却围绕着一群有博士学位的人。如果你已经有点完美主义或自我怀疑的倾向,这种氛围会愈加助长这种倾向。”

她休息了两周,期间接受了治疗,医生给她开了抗抑郁药物。之后,她回到了工作岗位。完成博士论文后,她获得了纽约一所大学的助理教授职位。

“如果你当时问我,我会告诉你,‘不,我永远也完成不了,我要离开学术界,’”谈到休息治病的那段时间,她这样说道。当她把自己的感受告诉父亲时,同样拥有博士学位的父亲对她说,“欢迎来到学术界。

 

我们的社会中,抑郁和焦虑普遍存在,科学家群体也不例外。科学家们一般面临巨大的压力:工作时间很长,需要在高影响力期刊上发论文,也要获取经费为自己和他人提供支持,而且还得屡败屡战。据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显示,抑郁症影响着全球约3.5亿人口,是全球致病致残的重要原因

他们就在你身边

每年,美国都有将近7%,或者说1600万左右的成年人会经历至少一次严重的抑郁发作。要被确诊为抑郁症,在最少两周的时间内,几乎每天都会出现至少五种功能障碍,或导致严重悲伤情绪的特定症状,其中必须包括持续的情绪低落(可能表现为空虚感或绝望感)或者对几乎所有活动都丧失愉悦感或兴趣,但其它症状可能还包括反复想到死亡和体重明显下降。

一个人一生中患上抑郁症的可能性在各个国家有所不同,在美国为17%。抑郁经常与影响正常生活的过度焦虑或担忧相伴。据世卫组织资料显示,美国约有18%的成年人(4000万人)受到焦虑的影响,25%以上的欧洲人都经历着某种形式的焦虑或抑郁

有关焦虑和抑郁在科学家群体中流行程度的研究少之又少。不过,美国莱特州立大学精神科医生Jerald Kay表示,其风险可能与其他群体相差无几。Jerald Kay的病人主要是医师、大学生和教职员工,包括研究人员,他同时也是Mental Health Care in the College Community (《高校环境中的心理健康护理》)一书的合编者。

一些处境更有可能导致焦虑和抑郁。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尤为艰苦,因为学生突然要面临期望高和薪水低的双重局面,而且发现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导师手里——而自己的导师甚至可能住在国外。

据2014年一项针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790名研究生的调查显示,将近一半的博士生符合抑郁标准,在生物和物理等学科中,这个比例至少有46%。精神疾病的污名化让研究者不愿向他人透露自己的挣扎,更不用说向上级开口了。尽管如此,专家表示寻求帮助,至少是专业人士的帮助仍然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唯一一个受到某个问题困扰的人,你就会觉得‘这是我个人的问题,是我自己的错,不是整个系统的问题’”,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医学中心的精神病学家Joeri Tijdink说。

大部分欧美大学都提供保密的心理健康服务,但许多战胜抑郁的研究员都将上级和同事列为支持的主要来源。在重视名望但又充斥着批评的高压职业环境下,明白自己并不孤单能让你受益匪浅。

如何应对抑郁

许多科学家可能都有遇到饱受抑郁困扰的同事。专家建议,可以宽慰抑郁患者,告诉对方他/她并不孤单,寻求别人帮助是正常的。可以通过打电话或发短信了解他们的状态,倾听他们想说的话,这能帮助对方感受到外界的关心,不再那么孤独无依。

不要说“走出来!”或者“振作起来!”这样的话,也不要向他们提供听起来很简单的解决办法,比如练瑜伽或者改变饮食。暗示对方简单几招就能解决抑郁问题可能会让对方感到被侮辱。这类说词也会让患者感觉自己是个无法独立康复的失败者。也不要询问他们感觉好点了没有,因为痊愈是一个漫长而且不一定有终点的过程。

对那些仍然在独自挣扎的人,或者希望传播相关资源信息的人来说,以下是一些可能有所帮助的内容:

施以援手

Shweta Ramdas曾默默与抑郁抗争多年。她来自印度,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毕业后来到密歇根大学攻读生物信息学博士。渐渐地,她发现自己越来越无法忍受密歇根的冬天。

有些时候,她只能盯着电脑发呆,要花几个星期才能完成原本只需一天的工作。她没有食欲,也厌倦了这种不快乐的感觉。她考虑过中途退学。

最终,Ramdas将自己的情况告诉了部门主任,主任说其他人也曾面临过类似的问题。不久,同事们开始告诉她自己的故事。“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人,我感到由衷的敬佩,”她说。“而且外人完全看不出他们在遭受抑郁的困扰。”

Ramdas在印度和家人一起待了八个月,期间接受了心理治疗。密歇根的教授让她慢慢来,想待多久待多久。她在今年秋天回到学校,并决定要有节制地工作。

现在,她正在和上级商量为其他受到抑郁症影响的人提供帮助。“我觉得在更加开诚布公地探讨抑郁问题方面,研究生院还有进步的空间,”Ramdas说。“如果我早点知道不是自己一个人,或许能处理得更好。”

2012年初,Elizabeth Droge-Young经历了第一次抑郁发作,当时她正在纽约雪城大学读博,研究的是各种乱交甲虫的交配系统。起初,她会穿着睡衣坐在沙发上打游戏、看电影,边听悲伤的音乐边怀疑生命的意义。

渐渐地,她没法去实验室或洗澡了。2014年,她在一家离实验室很近的医院待了十天。“当我的生活开始变得支离破碎时,科研是我最后的牵挂,”Droge-Young说。“它支撑着我走过了很长时间,直到抑郁症变得太过严重。”Droge-Young在今年获得了博士学位,现在是一位科学作家。

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的演化生物学家Matthew Wilkins表示,从本科生向研究生阶段的过渡可能并不轻松。2008年,当他开始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读博时,必须要自我推进的现实和科研生活的残酷让Wilkins无所适从。在科研领域,成功总是伴随着各种被拒——申请经费被拒、发表论文被拒、找工作被拒。

无止境地追求外界的肯定可能增加焦虑,Wilkins补充道。他曾在一次事关重大的考试中铩羽而归,但在一周后又获得了一个声名显赫的奖学金。“在学术界,成功是没有保障的,”他说。“你知道成功不易,却不会注意到追求成功带来的心理负担。”

在一定程度上,Tijdink把自己的研究方向选择为“论文发表压力带来的心理影响”受到了他与治疗过科学家的心理医生的谈话的影响。“他们的压力很大,”心理医生告诉他。“这些人筋疲力尽,怀疑别人盗用自己的想法,或者觉得同事要抢自己的职位。”

他希望自己能让更多的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在2013年发表的一项针对400多位荷兰医学研究者的调查中,Tijdink指出,将近25%的人达到倦怠(一种情绪衰竭状态)的标准。
Andy Baker/Getty

一些科学家在迈入不同寻常的科研轨道时也会面临挣扎。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演化心理学家Paul Andrews表示,在他还是博士后的时候,他以为自己前途一片光明,因为他在优秀期刊上发表了被广泛引用的论文。但是,他却找不到一份能让自己专注研究抑郁的生物学基础的职位。受挫的他失去了吃饭、睡觉和锻炼的动力。此外,他还一直纠结于应该在高影响力的期刊上发表一篇大作,还是出些小论文以量取胜。

Andrews采取了风险更高的第一种方法,最终于2009年在《心理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受到广泛关注的论文。2010年初,《纽约时报杂志》还发表了一篇关于其成果的专题文章。尽管如此,他也没收到多少面试邀请,虽然投出了大量简历。“我当时觉得,‘我要怎么做才能找到工作?’”Andrews说,那时的他感到绝望、沮丧而又焦虑。

现在在工作中碰到困难时,Andrews的抑郁症状仍会反复。他的研究挑战了将抑郁症视为心理障碍和血清素在抑郁症中作用的主流观点,并对抗抑郁药的价值提出质疑。他发现自己的成果很难获得发表。

麻烦的研究主题

Alejandro Frid表示,有时候研究主题本身也会带来消沉的念头。他从1990年开始研究智利濒危的马驼鹿,随后研究了海洋渔业对阿拉斯加和英属哥伦比亚地区捕食者与被捕食者间互动的影响。

他的研究越是显示出气候变化的破坏性影响,他就越感到愤怒和虚无。“这里的虚无主义指的是关心未来毫无意义,因为根本就没有未来,”Frid说。现在,他是加拿大中海岸原生资源联盟的科学协调员,并出版了A World For My Daughter: An Ecologist’s Search for Optimism(《给我女儿留下的世界:一位生态学家对乐观的追寻》)一书。“一切都完了。人类破坏性巨大却不自知。没有什么值得我们为之而活的未来。”

抑郁已成为了环境保护人士圈中常见的话题。Frid通过将注意力集中在生态可塑性和人类解决问题的能力上而获得了一线希望。他也在努力改变影响环境的政策和人类行为——这些做法帮助他重新找到了事业的方向,并改善了他对未来的看法。

科学家或许对承认自己存在抑郁症或焦虑症状慎之又慎,但向同事吐露过心声的研究者表示,他们获得的支持往往令自己感到惊讶。

和Ramdas一样,Droge-Young发现,当她克服恐惧向实验室同事倾诉自己的心理疾病时,其他人也说出了类似的故事。其中一个人曾和她在同一家医院住过。她举办了两场艺术展,介绍自己的抑郁和自残经历,别的教职员参加了为此筹资的Kickstarter项目。她的导师和导师的家人都出席了。“人们都很有爱心,”她说,“如果你向他们坦白自己的脆弱一面的话。”

Kay表示,并不是每个人都习惯与上级交谈,但都应该尽早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如果感觉自己在挣扎,那就应该寻求帮助,”他说。Droge-Young建议,如果一位心理医生不行,就再找另一位。

留出追求业余爱好的时间也有助于缓解工作相关的焦虑。对于Droge-Young而言,她的爱好是出门散步,或者举办看奥斯卡获奖电影的派对,Wilkins则喜欢攀岩、打橄榄球和跑步。他还建议研究者参加一些与工作无关的短期项目。今年,他开始和一位朋友一起参加电影制作竞赛——而且还获奖了。

Andrews表示,承认在遇到难题时感觉沮丧是正常、甚至有益的,这或许也有助于科学家应对抑郁。他不认为自己的抑郁症发作是大脑功能异常的表现,而将其视为对重要问题的一种反应。这种反应有助于他集中精力。Andrews认为,在受到社交问题或工作压力的刺激后,身体就会重新分配给予大脑的能量。下丘脑会发挥作用,抑制性欲和其它生理冲动,并诱导人专注于负面思想。

这种反复思考虽然通常被视为坏事,但事实上有助于解决问题,因为它帮助大脑将问题分解为较小的部分。Andrews认为,这就像是科学家所做的研究工作一样。

Nature|doi:10.1038/nj7628-319a

“我看到许多同事离婚、累倒、离开科学界,我现在感到很累”

原文链接: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NTAyMDY0MQ==&mid=2652544191&idx=1&sn=1da79e874052f6b9fee6bdaca61c142a&chksm=80cd3231b7babb2733274f81803cba25ef8e88bfbf3a37cfb440ee108b4ee45f5f2dda0af925&scene=25#wechat_redirect

原文以Young, talented and fed-up: scientists tell their stories为标题

发表在2016年10月26日的自然新闻上

原文作者:Kendall Powell

刚刚建立自己实验室的科学家说,他们的压力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发论文、拉经费、找永久性职位——难得挤出一点真正做科研的时间。

6:59Nature Podcast: Young来自Nature自然科研

年纪相差数十岁的两个科学家讲述自己入行之初的故事。

Martin Tingley快坚持不住了。时间倒回到2014年深秋,Tingley刚刚在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担任了一年多的助理教授。那天,他在看望完住在波士顿的妻子后开车启程,踏上了 8个小时的返程之路。Tingley感到紧张而疲惫,几乎快要哭出来了。在天色未明的清晨时分,窗外的车辆急驰而过,亮起的车灯让他感到恍惚,仿佛身处于一场游戏之中。

通常,Tingley认为自己是一个“相当坚忍的人”。乍看起来,他的事业顺风顺水。他先后在哈佛大学获得了统计学硕士学位和地球科学博士学位,另外还有四年的博士后经验,最终非常难得地获得了一份终身教职。他以为自己很快就能将统计学与气候科学成功结合起来,产出资助机构们声称自己想要的跨学科研究成果。

而事实上,科研之路非常艰难。他每星期要工作60-80个小时,既要研究又要教学。他的启动经费已经用完,但还没有获得新的重大资助。另外,根据美国学界的一贯做法,学校不会支付他在夏季3个月的工资。由于妻子无法搬来和他一起生活,他每个周末都要风尘仆仆地来回去看她。压力似乎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很快就要支撑不住了。

Tingley是对科研生活深感沮丧的众多青年科学家之一。今年9月,《自然》在Facebook上发文,询问首次担任独立职位的科学家面临着哪些挑战。科学家们纷纷倾诉了自己的烦恼。在一个星期内,全球各地的近300名科学家做出了回答,坦白说出自己的担忧。“我看到许多同事离婚、累倒、离开科学界,我现在感到很累,”一名来自比利时的生物医学研究者写道(详见“科学之苦”)。《自然》选出了三位道出最常见困境的青年研究者;现在,我们将会讲述他们的故事。

科学之苦

我们请青年科学家说出他们的担忧。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声音。

竭力拉经费让科研时间所剩无几

“我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拉经费上,用于做科研的时间不到5%。”

激烈竞争驱使许多科学家走捷径

“有些研究明显做得很好,但也有些研究做得很糟糕、被夸大,甚至存在造假。目前的压力和激励方式意味着比起优秀但第二,有错但首发的收获更大。”

● 依赖资深科学家推动进步

“如果你运气不好,如果你的(资深)教授不擅长拉经费或者不够分量,或者对你不够支持,那么你完全没戏。”

● 行政负担过重,无法获得帮助

“如果我要求配一名行政助理,我的研究时间或许就能加倍;但我的同事们会因为这个念头而尽情嘲笑我的。”

● 长时间工作

“学术界的文化是,一个星期工作40个小时是无法成为一名成功的学者。晚上9点,当我在沙发上坐下时,我真的不想再打开笔记本电脑了。我的内心总是会为此挣扎,但我想在《自然》上发论文,我想要那一大笔经费。”

然而,青年科学家们只是在抱怨,还是真的已到生死一线?我们的受访者承认,能有机会主导属于他们自己、富有创新而又振奋人心的事业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而且科学家也不是唯一需要刻苦工作的专业人士。每一代人都很容易认为自己比老一辈过得更难。

但一些数据和传闻证据显示,要想建立自己的研究团队,今天的科学家面临的障碍确实会比他们的资深同事在二三十年前遇到的更多。其中最大的一项挑战就是研究经费“僧多粥少”。过去十年来,研究经费增长停滞,甚至出现了缩水。“人员数量达到了史上最高,但经费数量却没有改变,”美国国立综合医学研究所(NIGMS)主任Jon Lorsch说。“许多有能力对学术体系发挥影响的人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且正在尝试解决。”

青年科学家和资深科学家都一样面临着巨大的发表压力,受到日益沉重的官僚主义负担的重压,并且很少得到行政支持。评价他们的主要指标是发表的论文和获取的研究经费;然而,没有清晰的目标,他们发现自己只能一篇接一篇地赶写论文,无休无止。问题的关键是,这是否在伤害科学和科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前主席,就职于加州大学的著名生物化学家Bruce Alberts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他表示,目前过度激烈的竞争氛围遏制了创造性,迫使科学家“做平庸的研究”——保险而又无趣的工作。“我们必须奖励那些开展创造性研究的人。”

我们的非正式调查显示,这种情况已经让科研成为了一项对研究者不甚友好的事业。“坦白地说,做PI、管理实验室就是那么糟,”一位来自美国的神经科学家写道。Tingley对此并无异议。

经费之争

Tingley一直兴趣广泛。在加拿大读大学时,他从艺术史专业转到了物理学,之后,他被哈佛大学充满活力的研究环境所吸引,来到哈佛开展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期间,Tingley发明了一种统计方法,能帮助解析来自树木年轮和冰芯等来源的历史气候数据。

在求职期间时,他每个星期就已经要工作60个小时了。Tingley说,每天早上八点,他就已经在办公室了,一直工作到晚上回家吃晚饭,饭后再打开电脑继续工作。但在2013年,他的研究事业达到了高点:他在《自然》上发表了一篇统计分析;在全球范围申请工作后,他最终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获得了一份气象学兼统计学的联合教职。

在那时,他的妻子Gabrielle是哈佛大学研究计算中心传媒项目的负责人,宾州州立大学为她提供的职位让她觉得有点屈才,于是她决定留在原处工作。他们面临着异地问题——一直以来,这都是科学家们的一大压力来源。

像许多第一年工作的助理教授一样,Tingley很快就感受到了在顶级期刊发表论文、拉经费、上课和教学创新的压力。他也知道,学校为他提供的约2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包括夏季工资和计算机资源使用费等)无法维持长久,因此他申请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那是一个“令人心碎”的过程,他说。

举例来说,他与合作者,亚利桑那大学的有机地球化学家Jessica Tierney一起提交了有关海洋表面历史温度代理变量的研究计划书。在第一轮评审中,他们的申请获得了获得两个“极好”和两个“很好”的评分,但仍然低于要求。二人被鼓励重新提交,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但是第二次获得的评分更差。“一部分原因在我,我失败了,”Tingley说。但这件事也说明了青年科学家从零开始创立研究项目时所遭遇的挫折。“申请资助的过程非常残酷。”与此同时,二人发表了初步阶段的研究成果,论文目前已被引用40次。

参加《自然》调查的科学家的观点反映了代际分歧:许多人觉得今天的资深研究者年轻时走过的科研道路更顺畅,因此得到了竞争优势。“婴儿潮”时期(指二战后至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科学家经验更丰富,实验室更完备,因此在获取经费方面更具优势。(今年9月,《自然》在推特上提问:“青年科学家面临的挑战是什么?”“老科学家,”一位用户直言不讳地回答。

2014年12月,在经历过情绪低潮后不久,Tingley和妻子去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度了一个月的假,共享了一段难得的独处时光。一个月后,Tingley重返寒冬中的宾州州立大学,走在校园中,他感到阴云仿佛已经压到了自己的头顶。他清楚地知道,两门高级课程将占用自己的大部分时间,留给研究的时间很少,而且自己将再次回到每周辛苦往返看望妻子的状态中。如果他不能在短时间内拿到资助,那就没有夏季工资。“我和妻子都知道这并非长久之计。”

Tingley开始在深夜搜索职位信息,2015年3月,他发现了一份完美的工作职位:位于悉尼的澳大利亚保险集团当时正在寻找拥有气象学、统计学和气候相关专业经验的人才。Tingley在两个月后入职,他的妻子也在新南威尔士大学轻松找到了一份传媒相关的工作。现在,Tingley已经成为了高级研究分析师,工作内容是对丛林火灾、旋风和其它类型的风暴的风险进行建模和量化。当然,这次越洲跨洋的搬迁并非一帆风顺——作为一名转入私营企业的年轻研究者,他不得不从头开始,重新证明自己。

现在,Tingley会提醒其他人,走向事业成功的道路有很多。“将自己的所学应用于私营部门是完全合理的。”他说,自己不会怀念青年研究者肩上所担负的压力和高度期望。在9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周六,Tingley和妻子走出家门来到附近的海滩上散步。“原来周末这么棒,”他说。

自我压力

 

“没钱时有压力,有钱时也有压力。”—Eddie López-Honorato

Alejandro Cartagena for Nature

有时,压力并非来自对经费或终身教职的追求,而是源于成为一名优秀科学家的理想。来自各个学科的青年研究者告诉《自然》,没有对成功的明确预期令自己无所适从——材料科学家Eddie López-Honorato就是其中之一。

他在墨西哥城长大,并在当地的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学习化学专业,但是他的博士学位是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完成的。他说,为了完成实验,他不分昼夜地工作,连周末也不休息;在儿子出生后,情况变得更加困难了。虽然感到了压力,但在曼彻斯特学到的高工作标准是López-Honorato现在努力效仿的目标。之后,他来到了德国超铀元素研究所做博士后,工作内容是为反应堆所用的核燃料开发更安全的涂层。

完成博士后工作后,他有机会回到英国担任谢菲尔德大学的讲师,但是他和妻子Paola希望回墨西哥。他们做了一番权衡:López-Honorato意识到他在墨西哥的专业声誉还有待确立,而且墨西哥的科研基础设施不如欧洲发达;但是,他也认为在英国工作对于他的家人来说较为困难,因为他们面临着长期的语言和文化差异。最终,他们选择了回到墨西哥。

2012年3月,López-Honorato开始在墨西哥国立理工研究所高级研究中心(CINVESTAV)就职。站在自己全新而空旷的实验室前,他感到了一种令人惊叹的独立感和潜力。“你知道自己必须很快招到学生、找到资金,这会激励你开始工作,”他说。虽然政府会给他和他的学生支付工资,但是他仍需要得到资金来支持自己的研究。他发出了一系列申请政府资助的计划书,但无一成功。

在2012年一整年中,López-Honorato都在墨西哥和美国到处寻找建立合作关系的机会,给素不相识的科学家发邮件解释自己的工作。资助开始慢慢流入。到了2014年,他已经获得了足够多的资金,可以覆盖他大部分的研究费用,此外,他还确立了实验室的第二个工作方向:开发吸附材料以消除饮用水中的砷——在墨西哥的一些地区,这个问题影响了将近一半的水井。自从在CINVESTAV工作以来,他发表了20篇研究论文,建立起了一个拥有15名成员的实验室。

与许多受访者一样,他表示维持资助就和获得第一笔资助一样困难。尽管他的职位是有保障的,但他也感受到了维持研究项目运转,为帮助更年轻的科学家开创事业的压力。“没钱的时候有压力,有钱的时候也有压力,因为你要做出点东西出来。如果发生任何问题,都是我的责任。”López-Honorato介绍了最近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件事:由于官僚主义的影响,采购一台对他的核燃料工作至关重要的喷涂机延迟了8个月时间;这导致整个项目落后计划一年,而López-Honorato觉得应该承担责任的是自己。

像其他专业人士一样,许多科学家也表示每天的时间不够用。López-Honorato表示,在过去两个月里,他每天晚上平均只睡四个小时。和其他事业刚起步的研究员一样,他正处于“孩子和另一半最需要自己的阶段”,他说。现在,他的二儿子已经8个月大了。

他与自己是否有理由抱怨的念头做着斗争,也知道压力主要是自找的。“说一句‘我受够了’就能解决问题,”他说。这是许多青年研究者需要面对的问题——如果设定目标的人是你自己,有多少资金、学生或发表才算是足够的呢?在2014年的一篇博客中,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认知科学家Philip Guo写道,学者常常感到自己仿佛站在一台不断加速的跑步机上。

他说,之前在谷歌做软件工程师时,他“非常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要做到什么程度”。然而,学者却有教课、指导学生、做研究、写资助申请,以及支持部门、学校和学术界工作等等义务——“而安排这些工作的人相互却并不了解,也不在乎”。Alberts强调,青年研究者需要两种主要资助,一个用于维持工资,一个支持研究项目。“年轻人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样怎么能做出最好的成绩呢?所有的激励方式都用错了。”

今年,López-Honorato正在尝试降低自己的预期,他只申请一笔产业界资助,希望这样能让他及时回家陪儿子们玩——在2012年,他申请了七笔。但来自内心的压力是最难缓解的。“我们都希望做到最好,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获得了现在的工作。这属于自我压力,但更难摆脱。”

无暇思考

“如果有人抱怨不公,很容易被说是无病呻吟。” — Felienne Hermans

Annelies van ’t Hul for Nature

Felienne Hermans一直对计算机着迷。她在10岁时自学编程,大学读的是计算机科学专业,之后在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博士期间,她将软件工程方法应用到了电子数据表中,让终端用户(比如会计或生物学家)能更方便地维护数据和添加数据注释。这项创造性的工作帮助她发表了顶级会议论文,在计算机科学领域,这对晋升是至关重要的。当她的研究小组(由四位教授组成)出现了一个终身职位空缺时,她询问了校方自己是否可以申请。最终,她打败了学校内外的竞争对手,于2013年3月成为了一名独立的助理教授,当时年仅28岁。

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两年后,Hermans感到不堪重负。她要带两名研究生和一名博士后,备课,还要准备应付各种似乎永无止境的“服务”请求:为期刊和同事们审稿。电子数据表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完结了,她希望能转至更激动人心的新研究领域。但连续不断发表论文的压力如影随形。理论上,她的工作分为三块:教学、研究和学术服务,各占40%、40%和20%,但她获得的印象却是研究应该高于一切。“四篇论文比三篇好,五篇论文比四篇好,”她说。

像Alberts一样,她认为目前将研究产出与发表画上等号的观点会扼杀创造性。“论文只是交流观点和实验的一种形式,”她渴望“能有一个空闲的下午,看着窗外思考‘下一步我要做什么?’”。

另一个障碍也贯穿了她的职业生涯:作为身处男性主导领域中的女性。2014年,Hermans参加了在英国剑桥举办的代码生成(Code Generation)编程实作会议,她发现,在100余名参会者中,加上自己仅有两名女性。在为期三天的会议中,她都在向同事们介绍这一令人悲哀的数据,而不是根据初衷介绍自己的编程工作。“这样的事情会影响你的心情,耗尽你的精力,”她说。在调查中,《自然》收到了来自青年科学家的十几条评论,她们表示,性别歧视、性别偏见,以及缺少对女性的支持拖累了自己的事业。

每周六,Hermans都会去社区中心做义工,教市中心的小朋友编程,这个经历帮助她确立了新的研究方向。她和同事开始思考教孩子编程的最佳方式。举例来说,他们不想简单地解释怎样让机器人向前走,而是希望能告诉孩子如何通过适当命名程序功能和避免“代码异味”(即设计不佳的程序片段)来维持代码质量。这种转变并不完全顺利——她的第一篇关于代码异位通用理论的会议论文被拒稿了,原因是论据不足,但她现在已经进入了状态。

Hermans说,回顾过去,她或许应该忽略发表论文的压力,多做思考。“但当时我刚入职,非常担心两年后就还不上房贷了,”现在,她会更加仔细地规划自己的时间。如果一位同事敲门,请她帮忙审阅学生论文,她也能拒绝他们:“我已经完成我要做的20%服务了。”她调整了一周的安排,将教学、写资助申请和服务排在了周一至周四,这样,她周五就可以与她的六位实验室成员待在一起了。

要想在获取资助等方面帮助青年研究者,还可以采取更有组织的措施。Alberts表示,“资源必须向更年轻的研究者倾斜”。他提到了欧洲研究理事会的资助项目,这些项目会将申请人划归三个事业阶段——初级阶段(博士毕业后的2-7年内)、中级阶段(博士毕业后的7-12年)和高级阶段(博士毕业12年以上),让各阶段的申请者与同辈竞争。

同样地,NIH旗下的NIGMS在今年试行了一个名为Maximizing Investigators’ Research Award的资助项目,将起步阶段的研究者与资深研究者区别开来,并提供为期五年的保证资助。Lorsch表示,这是美国科研资助体系的一次创新,意味着不再进行“风马牛不相及的比较”。Lorsch还说,应该鼓励年纪较大的研究者转而从事不需要研究经费的工作,比如教学、指导学生和科学普及,这能帮助年轻的研究者获得一席之地。

其他科学家则强烈反对这种观点。像许多资深科学家一样,Alberts并不认为问题仅与年龄有关。“这和公平无关,而是如何把科研经费花在刀刃上。无论是资助年轻人还是老人做创新研究都能推进科学的发展。”

Hermans清醒地认识到,青年科学家的怨言很可能会被漠视。“如果有人抱怨不公,很容易被说成是无病呻吟,”她说。“但是,他们抱怨的并不是想象出来的问题。”她觉得自己有责任挑明青年研究者所面临的挑战。“资深研究者应该注意青年科学家是否在退步,并询问他们,‘你感到压力过大吗?为什么没有热情了?’”

Lorsch表示,他通过亲身经历了解到,美国“被遗忘一代”(指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出生的一代)科学家并没有满腹牢骚。“我没有听到那些努力争取或延期第一笔资助,或是那些努力让实验室运转起来的人抱怨,”他说,“相反,给我打电话大喊大叫的是那些经费充足,但落选了一两笔基金的人。”

 

 

拒绝成为一个老好人

(一)珍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当年在国外留学,有一次挂着QQ开始自习,突然QQ发出提示,结果定睛一看,是一位长久不联系的同学发来了消息。于是开始一阵寒暄之后,同学就开始问“你什么时候回国啊?帮我带一个iPhone好不好?听说国外比较便宜”之类的话。对于这种场景,想必各位留学生都不陌生。由于汇率差等一些因素,香港和新加坡的电子产品一般来说比国内会便宜一些,总会有国内各种各样的同学联系国外的同学,求帮忙带各种各样的物品。小到 iPod,大到 Mac Pro,甚至会有衣服和化妆品。

能够提出这种要求的人认为留学生在国外学习生活,平时闲着无事可做,顺便去商场买一个 iPhone 或者化妆品轻而易举。再说,反正这个留学生会回国,回国的时候顺便塞在箱子里面就可以带回来了,也不用国际邮递的费用,举手之劳而已。这种时候,不同的留学生就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案,有一种是有求必应,导致自己回国的箱子塞满了其他人的行李。另外一种是置之不理,只带着自己应该携带的行李。

第一种人呢,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好人。这种人对其他人的要求都是有求必应,别人随便说的一句话,顺口提的一个要求都会极大可能地去满足对方,哪怕自己亏本。其实,对于一个留学生而言,时间就是金钱,无论是去商场买东西还是在网上下单购物都会耗费大量的时间。曾经见过一位留学生花了很多时间去商场帮忙代购奢侈品,回国的时候却因为颜色略有不同,对方拒不买单的情况。导致这些结果,都是因为一些留学生在无形之中当了一次老好人,认为别人只是提了一个要求,自己应该完成。不过请别忘记,求别人帮忙是需要人情的,国内的朋友求留学生带iPhone,就已经欠了留学生一个人情。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留学生的时间成本被无限度的降低,代购在对方的眼里就只是一个不需要成本的事情。而真正的朋友,会尊重对方的付出,会时刻维持着这一份友谊。

(二)不要有求必应

博士生一般都会承担每周6小时甚至更多的助教任务,在这几个小时内,需要给本科生开设课程,讲解习题,有的时候还需要给本科生批改作业。在考试前夕,就有学生有问题需要来咨询博士生。本来,博士生作为助教,是有义务给本科生讲解习题的。但是,总有一些本科生,会在考试前提出各种各样无理的要求,比如“再把这门课从头到尾给我讲解一遍,把这套试卷给我讲解一下”之类的。在我眼里,能提出这种要求的学生,基本上考试也就这样了,讲不讲已经基本上不重要了。作为一个大学生,自己需要为自己的选择买单,平时不花时间学习,一天晚上就想搞定高分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对于这些学生,自己的选择一般都是提出建议:“你可以去数学系五楼的答疑教室,那里会有助教给你详细地讲解问题”。

但是,也有一些助教,不会拒绝学生,为了满足学生的这些需求,在考试前不吃饭不睡觉,时刻保持email在线,随时准备回答学生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于学生提出了需要当面答疑的要求也从不拒绝,从早上9点一直干到晚上11点,每两个小时就安排一批学生答疑。当然这种对工作负责任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不过这种方式实在是不可取。作为一个PHD,首要任务就是科研,教学只是不那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只要不出教学事故,不收到学生投诉即可。就目前的就业情况来看,科研论文才是王道,为了学生付出太多实在是舍本逐末。退一万步讲,能够提出让助教花费整个晚上为他答疑这种要求的本科生,只是把助教当成了一个可以有求必应的人,只是把这个职业当成了服务性的职业,认为交了学费就应该享受到这些服务。对于这些学生,实在是不值得花费博士生过多的精力。数学系本来就给本科生开设了 Consultation Room,在非助教工作时间完全可以把答疑的工作推给这些地方,因为只有这些地方才是专门为了学生答疑而设置的机构,而不是私底下给学生们答疑。学会对一些不合理的要求说“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

(三)不要成为别人情绪的垃圾桶

想必大家都在玩腾讯的两大产品,微信和QQ。在微信或者QQ上面,总会有人时刻传递着各种负能量,随便抓住一个朋友就开始抱怨自己的生活多么不如意,自己的人生有多么的艰难。偶尔一两次当然无所谓,就当是开导朋友,帮朋友一把也是一种义务。但是,如果天天抱怨这些事情而没有任何正能量,就会让人产生一种厌恶。使用微信或者QQ是为了达成一种信息的交换,如果一方一直产生负能量,就会在无形之中把这种负能量传递给其他人,从而影响到其他人的生活。

在读本科的时候,大家或许还会互相关心一下对方在做什么。到了工作岗位之后,其他人做什么样的事情其实已经和自己没有太大关系了,尤其是不在同一个公司,同一个城市,甚至同一个行业的人。一些整天抱怨行业或者运气不好的人,何必不鼓起勇气跳出圈子,去寻找想要的东西。在微信或者QQ上抱怨并不能够解决任何问题,能够摆脱这种现状只有靠自己的努力,而不是当一个键盘侠。对于一些整天传播负能量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屏蔽他们,避免他们的情绪影响到自己的生活。

每个人都在一天天地成长,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在接受着其他人的帮助。对于别人小小的帮助,要学会感恩。在帮助他人的时候,也要学会明辨是非,拒绝成为一个老好人。

读博驱动力的五个阶段:过山车曲线

读博时的驱动力并非一成不变,它也经历了类似于创业者们都体验过的阶段。蒂姆·费里斯(Tim Ferriss)在他的博客中提到这些阶段:(充分)利用创业时的狂躁抑郁症:让过山车(曲线)服务于你。蒂姆·费里斯为创业者们提供了有用的建议,而这些建议同样适用于研究与读博历程。

第一阶段:不知情时的乐观

当你开始读博,一切都是新鲜的,你觉得你的研究项目很酷。那种感觉就像是你将要去解决一个大问题,如果你还有抱负并且表现良好,说不定还能获得很大的回报,也许是一个专利,或者一篇被刊登在颇具影响力的杂志上的论文。是不是听上去很耳熟?(其实,)它类似于(你)刚开始接触一份新的工作,所有人都对你比以前(的同事对你)好,以及一切顺利。好吧,再过几个月(让激情再飞一会),你将意识到这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振奋人心。

第二阶段:知情后的悲观

你已经在你的研究项目上耕耘有一段时日,也更理解这个领域了,但不幸的是,你依然迷惘。你(似乎)无法在不远的将来看到任何好的成果,并开始疑惑这个研究项目对你而言是不是太大。如果你的博士研究不是延续于前人的工作,比如你更换了研究领域,这个阶段的(悲观)体验将更强烈。

第三阶段:信念危机(读博意义的危机)

你正处于读博历程的中段,却有着如四十岁男人一般的(中年)危机感:你既然没钱给自己买辆保时捷(Porsche),就只能躲在一个角落默默地垂泪。你在想:“结束了吗?我是个失败者?!” 研究项目也不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秀色可餐(pinkful),事实上,你不得不为完成一部分很难称得上优雅的研究工作而奋斗。你觉得已经浪费了大量的时间,而且做了很多毫无意义的小事。(但是,)虽然这些小事现在看起来毫无用处,但你永远不知道,也许就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你为它们串起了线索(connect the dots),它们便有可能成为某项伟大事业的出发点。

第四阶段:崩溃与浴火重生(可选)

如果你在第三阶段没有快步地走出那些阴霾的负面感觉,你将面临崩溃。消极的情绪可能掌控了一切,使你染上一场迷你抑郁症。在这个阶段,很多人认为他们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以致于决定放弃。他们携一份未竟的读博事业黯然离去。无论如何,我们想避免这样的情形。

第五阶段:知情后的乐观

慢慢地,你开始意识到你的博士论文将不会像你想象中的让人击节称赞或叹为观止(awesome)。不管了(Whatever)。至少你会有几篇刊文,足够毕业。也许,《自然(Nature)》(就算想要你的文章也)不得不等你读上了博士后。但有谁会关心(Who cares)。你最好(至少)能读出个半吊子的博士来,这比什么都强。(当前,)你正紧挨着研究领域的前沿,可以为先进的科技文化做出(或多或少的)贡献。于愿足矣。这就足够了,你并不需要成就完美。

这条(过山车)曲线也吻合这几年收集的读博数据。它意味着每个人都经历着某种程度的(读博)价值预期的偏离。(因人而异,)某些阶段会缓和些,某些阶段可能很剧烈。在任何阶段,请不要因过度的乐观或悲观而失去常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沉静若水,我的朋友(Stay cool, be water my friend)。

 

英文原文如下:

Transition Curve
The motivation during your PhD is not constant, and it resembles the phases that entrepreneurs experience and that Tim Ferriss describes in his post Harnessing Entrepreneurial Manic Depression: Making The Rollercoaster Work for You. Tim provides great advice for entrepreneurs, but this can easily be adapted to research and PhD life.

Phase 1: Uninformed optimism

You start your PhD, everything is new and you find your project really cool. It feels like you are going to solve a big problem and you might get a big prize if you are ambitious and work well, maybe a patent, maybe a paper in a high impact journal. Sounds familiar? It is a similar feeling to starting in a new job, everybody is nicer than in the previous job and it is by far better organized. Well, give it some months, you’ll realize it is not that great.

Phase 2: Informed Pessimism

You have been working for some time on your project, you understand the field better, but unfortunately you are still lost. You don’t see any good results in the near future and you start to realize that this project might be a bit too big for you. This phase is more severe if the content of your PhD is not a continuation from a previous work, if you switched fields.

Phase 3: Crisis of Meaning

You are more or less in the middle of your PhD and you have a crisis like 40 year old guys have. Since you don’t have money to buy you a Porsche, you just cry in silence in a corner. You think “Is this all? Am I a failure?” The project is not as pinkful as you dreamt it, in fact, you are going to struggle and work your ass off to finish a minimally decent body of work. You feel that you have wasted a lot of time, that you did a lot of useless little projects. Now they seem useless, but you never know, maybe sometime later you connect the dots and they were the starting points of something great.

Phase 4: Crash and Burn (optional)

While at Phase 3, if you don’t step aside fast from your negative feelings you are going to be screwed. Negativity might take over, leading you a mini depression. At this stage, many people think they have been wasting their time and they give up. They walk away with an unfinished PhD. Needless to say, we want to avoid this.

Phase 5: Informed Optimism

Slowly you start to realize that your PhD thesis is not going to be as awesome as you thought. Whatever. At least you’ll get some publications, enough to graduate. Maybe the Nature paper has to wait for your post-doc. Who cares. You’d better finish a half-ass Phd than nothing. You are getting the grip of your field, you can contribute (something) to the state of the art. It should be enough. Good enough, you don’t need perfect.

This curve is fitted to PhD data collected during many years. This means everybody will experience a certain deviation from the values here predicted. Some phases will be mild while others can be extreme. At any stage, don’t be carried away by over-optimism/pessimism. Stay cool, be water my friend.

Interested in becoming a Scientist 2.0? Then visit my blog: http://juliopeironcely.com/

“诺贝尔”为什么将中国神童拒之门外?(吴树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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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http://2538242610.blog.sohu.com/309710379.html

他们都是神仙,本来就是想要那个结果、有另外的目的在,只不过没告诉我,我却不知道,所以就想不通他们为什么那么做。”

——谢彦波

采访时间:2014年5月

采访地点:合肥等地

受访人:谢彦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78级第一期少年班学生。他跳过整个中学阶段,由小学直接进入了少年班。十一岁上科大。十五岁上科学院理论物理所读硕士,跟于录院士。十八岁读博士,跟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院士,被看好有希望在二十岁前得博士学位。中国博士没读完,去普林斯顿大学,跟诺贝尔奖获得者安德森做固体物理理论工作。后回国,他以硕士的身份接受了近代物理系教师的工作。

王永:谢彦波同班同学、中科大教授、中科大信息技术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安徽省政协委员。

1978年,11岁的谢彦波挂着红领巾、带着一身传说、滚着一只铁环进入中科大。与“第一神童”宁铂齐名,他俩的故事“全国人民都知道”。

传说:小彦波6岁时还不会用第一人称讲话,饿了说:“彦波要吃饭”。渴了说:“彦波要喝水”,妈妈叫他“榆木疙瘩”。后经有见识的人士点拨,说这是阿斯伯格症患者的特征,牛顿、爱因斯坦、贝多芬、比尔?盖茨等超级天才,儿时都曾具有这种症状,特征是沟通能力奇差、但在某些方面拥有超常能力。

果不其然,小彦波小学三年级时学完初中数学,四年级学完高中数、理、化,五年级开始钻研大学的解析几何和微积分,解答了数以千计的习题。当他端坐在小学教室里上课时,几乎所有熟悉他的老师们都认为,“论实际知识水平这孩子该上大学了!”

果不其然,1977年,小学未毕业的谢彦波参加湖南医学院子弟中学高二年级的数学竞赛,获得第二名。参加长沙市高中生数理化竞赛,又获得了好成绩。于是,“神童”之誉不胫而走,引来中科大招生老师的关注与面试。1978年,11岁的谢彦波顺利进入中科大少年班。据受访同学回忆,“他小学毕业没学过高中数学,可每次临考试了还拉着别人打乒乓球,一个不去拽另一个,打了几天球,最后却拿100分!”(照片:少年谢彦波站在凳子上演算)

奇迹仍在继续。16岁读完大三,谢彦波提前一年本科毕业,入读中科院研究生,18岁取得硕士学位,接着又在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半年后,谢彦波改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成为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曾为美国“神童”的安德森教授的博士生。

由此,谢彦波成为中科大首届少年班中唯一被人们寄望摘取诺贝尔奖的天才学员,就连少年班“第一神童”宁铂也说:“我看遍20多届少年班成员,谢彦波是最聪明的人!”

在人类普适性生态学原理中,有许多中肯不中听的词汇——诸如“日中则昃”、“月盈则亏”、“物极必反”,等等。其中既有两位曾为“神童”者所涉领域的物理法则,更兼备“先知先觉”的神童们普遍兼备“少知少觉”的事理法则。就在“神童”谢彦波满载国人的厚望,向着科学的天空展翅翱翔之时,一场意料不到的逆袭,竟令他折翅铩羽。

赴美10年后的某一天,谢彦波结束了他宿命中的所有神话与童话,被组织上接回了中科大。一颗曾被寄予国人厚望的少年“启明星”,为何去到全球科学大本营美国后未及升空就突然陨落?对此,国人少不了议论纷纷。

一是公开报道的“不睦遣返”说——2005年7月21日,《南方周末》刊文透露:首届少年班辅导员汪惠迪回忆,谢彦波原本跟随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读博士,但“他没能处理好和导师的关系,博士拿不下来,于是转去美国继续读博,结果美国导师安德森同样无法容忍谢彦波比他本人还要傲气,不让他过关……”

二是流传更广的“枪击教授”之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谢彦波摸到安德森的住宅,安恰好不在家,安夫人开的门,见谢一只手插在好像藏有枪支的口袋里,神色不对头。老太太吓得魂飞天外,一边稳住谢,一边打电话找来谢的推荐人李政道教授,让李教授把谢带走。”

谢彦波的同班同学、中科大信息技术学院副院长兼博导王永教授向我们详细介绍了另一种似乎更接近真相的版本。

“谢彦波一直视安德森为神,去美国也是冲着安德森去的,但是一开始并没能排上安德森的博士生。一位台湾籍女教授收了他,老太太非常喜欢这个小娃娃,当儿子一样宠,谢彦波也非常适应,读得很好。没想到当他博士论文都基本写好了的时候,安德森的入学通知却来了!按道理,谢彦波本应跟着老太太读完博士再走,但他一心想在安德森门下出师,便迫不及待地离开了老太太,带着论文草稿投奔到安德森教授门下。

“刚开始,他在普林斯顿也读得非常好,据说还刷新了该校某个成绩总分的记录,并很快提交了论文。可偏偏就是那篇论文捅篓子了——安德森看看题目、翻翻前言,把文章一扔!

“物理是一门很悲哀的学科,尤其是谢彦波从事的理论物理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变得不可验证,比如说黑洞,谁见过黑洞?全都是几辈子科学家没法实证的,像玄学一样!正是因为没有检验标准,空想当道、学派林立、靠嘴皮子干仗就成了理论物理的现实情况。而谢彦波的论文,就踩了这个‘雷’。他引用的观点论据,不巧是跟安德森‘干仗’的对立学派,安德森怎么可能自扇耳光、让论文通过?他不好明说,便托辞‘你英文水平太差,我看不懂!

“谢彦波很愣,又非常崇拜安德森,还真的以为自己英文不过关,竟然花了两年时间在普林斯顿文学院读了个文学硕士,然后改好论文又送给安德森。安德森没辙了,只能委托旁人明确转告谢彦波:‘由于学派问题,你不可能靠这篇论文在我的门下拿到学位’。

“谢彦波没法相信这话,他眼里的安德森是多么伟大的科学家,又那么崇尚真理,怎么会有门户之见?你们都骗我!从那时候起,他就开始常常产生‘别人都在骗我’的幻觉。后来安德森拿他没办法,只好屈尊再让一步,托人转告谢彦波,可以介绍他在另外一个导师名下答辩。偏偏谢彦波到这一步还坚决不相信安德森会抛弃他,仍然执着地追随他死不回头。

“这一‘杠’足足9年,谢彦波与教授的矛盾几乎成为公开的秘密,就他自己感觉不到。在中科大一位副校长访问普林斯顿大学之前,恰巧又发生一起北大赴美留学生杀死教授的惨案,所以其他中国留学生建议到访的科大领导带谢彦波回国。副校长约谢彦波谈话过后,也感觉到有些担心,便直接带他随团回国。因为走得太急,谢彦波在普林斯顿大学宿舍里的所有物品都没来得及带走,都是后来同学帮忙打包邮回来的……”

去中科大之前,我在“贴吧”还读到一篇该校的学生留言:“我们英语老师说谢老师赴美读博时,因为拿枪指着他的教授被取消博士学位,回来得了精神病。学校为了名声以及考虑他的水平,仍然给他教课,但是长期交流,会把学生的心理带进沟里……”

为了弄清真相,我问这位同学怎么找得到谢彦波。他告诉我,谢教授从家里到学校两点一线,很难碰上。但每周三会在某教室上课,这是唯一方便见到他的机会。

5月,我来到中科大,预先“埋伏”在那位同学所说的教室里。看来这里是开放式教学,我旁边还坐着一位不修边幅的中年男人,上身套着一件脏得看不清本色的老式夹克衫,怀里抱着一只鼓鼓囊囊的红色环保袋,酷似街头拾荒者。见我落座,他挪了一下位置,似熟非熟地朝我笑笑。

我朝他点点头。上课铃响了,我盯着门口,等着谢彦波的出现。一会儿,旁坐的“拾荒者”站起来,径直上了讲台。他从环保袋里掏出一沓作业本,拍在第一排课桌上。然后上前擦干净黑板,用粉笔写下:“§4.6局域惯性系条件”。天,这位“拾荒者”模样的人就是谢彦波教授?我满脑子闪现的全是若干年前这间教室里站在木凳上演板的少年谢彦波,很难把两者协调起来。(插图:谢彦波上课4张照片)

他流畅地整板书写着那些复杂的公式,嘴里说着我不懂的中文:“假如用做数学题的方法衡量一个星球的文明……”

站在讲台上的谢老师,与刚才坐在身边的“拾荒者”判若两人,嗓音洪亮自信,思维逻辑缜密。他右手板书时,左手松弛地抄在裤兜里,大方潇洒,偶尔将嘴唇歪成平行四边形,再努力恢复原状,皱着眉头,像是眼睛里进了砂子。每一次擦完黑板后,他必然猛地回头向同学们没来由地挤出个笑脸。

下课后,我在教室门口堵住了他,用“我是您的崇拜者”这种最无聊的借口作为搭讪。他友善地朝我笑笑,似乎对陌生人豪无戒心,很快开始了有问有答的闲聊,甚至还请我在食堂里吃了份快餐。即便后来我提出有些冒昧的问题,他也努力给出答案。采访中,比照旁边匆匆而过的斜视眼神,谢彦波那种纯真和诚恳,不止一次让我心酸。

记者:“您还在上《广义相对论》吗?”

谢彦波:“什么叫‘还在上’?是不是学懂了之后就只用教了?是不是教其他东西就可以再学习?学了没意思,对我来说学了没用啊……现在的物理不是做物理,是在做数学题。真正的物理,我觉得是里面有好多效应的,但是他们好像都不讨论这种效应。”

他的回答让我有些犯晕:“您在做研究啊?”

谢彦波歪着脑袋想了想,一半对我、一半对自己:“我做研究也没有用,别人会反对、不感兴趣。我觉得生活应该遵守物理的基本道理,但是他们有‘特异功能’!做了一些新的假定,又不肯告诉我。所以我就没办法。”

记者:“我记得好像您在哪儿说过,科学也会有很多谬误?”

谢彦波:“我是说很多人在应用方面过头了。比如u盘、手机、隐形飞机,都跟物理对不上。”

记者:“这方面公开发表过论文吗?让大家都知道您的观点或想法。”

谢彦波:“写过,但是我认为有价值、写得好的论文,一篇都不给发表。我认为一般甚至是很烂的论文,却发表了。国外杂志也一样,他们不是看不懂,就是故意不给发,或者是我没有搞明白其中的规则吧。”

记者:“好像这里面的门道挺深?”

谢彦波:“什么意思啊?”

记者:“比如说您是杂志编审的学生或者熟人,论文就容易上。学术界有挺多搞人际关系的。”

谢彦波:“有可能吧……”

记者:“您一周几节课?

谢彦波:“三节课,没事干。”

记者:“你还住在学校里面吗?”

谢彦波:“对,我住北校区,比以前大一些。我就不懂,为什么要住大房子?打扫卫生那么麻烦。想住更大的房子,要搬到郊区,得开车,不是很累吗?住北区走过来吃饭很方便,我一天三餐都在食堂吃。走路正好锻炼身体。”

记者:“您女儿多大了?”

谢彦波:“读高中。”

记者:“您的学生说您很酷,一些您觉得不对的理论上课时就不讲?”

谢彦波:“嗯。比如黑洞、宇宙学我就不讲,我搞不懂,问别人也不懂,我觉得它是有问题的。比如宇宙,以前说是无限大,现在说是有限大。有个广告,说如果宇宙无限大,那么晚上和白天是一样亮的,现在晚上和白天不一样亮,所以宇宙就是有限大的。这个就是乱扯!因为恒星会死亡,而且光会被吸收,吸收了以后又变成新的恒星,是不断演变的。”

好玩儿,他把我当成可以讨论的同事了。

记者:“您不上课的时候在家干嘛?”

谢彦波:“要不就下围棋,要不就算算题目,算量子化学,用数学办法计算分子反应、能量。”

记者:“听说您喜欢用心算或者笔算?”

谢彦波:“我以前用计算机,现在懒得用,没必要,就用笔算。”

记者:“觉得自己的脑袋比计算机转得快?”

谢彦波:“计算机用多了,脑子就变傻了。实在没事干,在网上与人下棋。”

记者:“在少年班的时候您有没有跟宁铂下围棋?”

谢彦波:“那时候下不过他,现在不知道了。以前他是科大最厉害的,可能后来有学生比他更厉害吧。”

记者:“听说有一本被学界广为引用的专业书籍,其中由国际知名实验室做出来的权威光谱数据,被你用手算推翻了?”

谢彦波:“一开始我用心算就怀疑那个光谱数据不对,后来用手算,证明确实不对,是(铬)Cr3+,Cr是4s平方3d4,去掉两个,现在google最新版本的数据和我的计算结果一致。后来觉得也没意思,说人家不对,搞得别人难受……”

我笃信,这样的话语,若是出自别人之口,只能用虚伪去解释,但他真诚得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孩子。

记者:“从某种角度讲,科学本来就是纠正错误的学问啊!”

谢彦波:“没法搞啊,有好多东西不对。比如特高压,那么高的高压,一下雨或者有雾气,不就把空气击穿了?老是击穿不是就损失很多能量?我算了一下,没占到便宜,而且很危险,所以就没必要去搞特高压啊。但是现在中国人、外国人都搞。现在的学问都变掉了,一些人就像有特异功能的神仙。以前我不相信,现在信了。‘他们’的确是神仙,有这个本事!”

记者:“您经常说的神仙,是不是指那些学术权威?”

谢彦波:“……”

记者:“听说您以前在美国的时候,发现导师的研究也有漏洞?让导师非常生气?”

谢彦波低下头,有点不好意思地朝地面笑笑:“是啊,我算了半天也验证不出他要的结果。没办法。”

记者:“一般来说,导师就算是有错也不会承认,被学生证明自己错,多没面子啊!”

谢彦波睁大眼睛瞪着我:“为什么不认?这个很奇怪啊!我导师并不是靠那个课题得诺贝尔奖的,我证明有错的是他后来的理论。”

记者:“但从形式上看,您毕竟还是挑战了他的权威呀!”

谢彦波似乎无法理解这一点,他絮絮叨叨地说起他的推测,再次陷入自我:“导师可能把这个看得太重。他把我开除了也没什么不对,我也没太怪他,现在回想起来,反正都是有点假,以前我学了半天都白学了。”

记者:“为什么会是白学了呢?”

谢彦波:“因为‘他们’都是神仙,本来就是想要那个结果、有另外的目的在,就是让神仙的力量更加摆脱严密逻辑?如果有个人本事特别大,硬是算出来很多东西都不对,那么神仙们就不能为所欲为了,所以就不高兴了。但他们没告诉我,我却不知道,所以还在那为他求证。”

记者:“所以当时您就找安德森教授理论去?”

谢彦波:“或许。当时不知道,还以为做学问是件很严肃的事情。我告诉他我的学问是对的,他的结论出错了。”

记者:“听说你带了枪去找安德森?他没在,他夫人开的门?”

谢彦波:“啊?这个事情你怎么知道得那么清楚?”

记者:“海外很多留学生嘛,你太出名了!”

谢彦波:“我是去找过教授,但没带枪,我也不会打枪,他们是乱说的。他们住在一个山头上,我和他太太在院子里说了几句,后来他出来了,可能发生过争执。”

记者:“您骂了他?”

谢彦波:“也没有……(喃喃地)反正就是发神经病。我是学的知识越多就越反动(文革时期的流行语),学的知识越多就搞得别人越烦。”

记者:“怎么会那样呢?”

谢彦波:“我要是总发现人家不对,把理论物理乃至整个科学都弄崩溃了,那就是我的不对了。”

我突然意识到,原来世俗理念早已存在于科学圣地,而我们的主人公正因为不谙世俗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记者:“安德森在学术界的势力很大,你得罪了他,所以你在美国一直拿不到博士学位?”

谢彦波:“也许……老外和中国人有点不一样,抱团比较厉害些。得罪了安德森,安德森不会去和别人说,‘你们不准发表谁谁谁的论文’,但是别人会自动不给发。”

记者:“这一点您当时不明白吗?”

谢彦波摇摇头:“我是回来以后、想了很久乱猜出来的。其实发论文讨论全球变暖问题又不是帮我什么忙,只是他们本来就是想要让全球变暖,用昂贵的产品把便宜的东西取代掉,他们有另外的目的在,只不过没告诉我,所以我就想不通他们为什么那么做。”

记者:“阴谋论?您觉得‘神仙’们另有目的?”

谢彦波:“全球变暖是二氧化碳增多的原因。现在基因技术这么发达,照理说应该可以培养一种植物,长得比较快,纯粹吸收二氧化碳,如果担心影响粮食产量可以去沙漠上种,还可以保养水土。怎么就没人搞呢?搞不懂。”

记者:“您是说‘神仙’们有自己的利益诉求?”

谢彦波自说自话地:“这里面肯定有规则说,不准这样搞!搞不懂怎么回事?”

记者:“不懂里面潜在的规则或逻辑?”

谢彦波:“理论物理本来是按照数学的框架、逻辑性很强,但是有些规则,可以让神仙们的力量摆脱更加严密的逻辑。如果一个人本事特别大,硬是算出来很多东西都不对了,算得神仙们也不能为所欲为,那么他们就不高兴了。”

可怜的谢彦波,一个只需两分钟就可以得出的结论,他竟然思考了二十年才似懂非懂。此时我更加相信,科学家与凡夫俗子的智商一定被上帝分割在两个绝然不同的山顶上。

记者:“听说后来你还继续跟安德森辩论?”

谢彦波:“后来我没上门跟他讲理,跟他在教室的黑板上讨论学问,他说不过我,突然接了个电话,说老婆找他,就走了。我现在判断是故意的,甚至有个阴谋,他故意出一个错,知道我会发现……”

记者:“然后再找个理由把你给送回来?”

谢彦波:“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记者:“你去之前以为安德森是个真神仙?”

谢彦波:“是的。”

记者:“相处一阵子就发现他理论上有漏洞?”

谢彦波点点头:“有些理论像是编故事”。

记者:“科学家编故事?”

谢彦波:“都在编,但没有老老实实按照物理学的东西在编。”

记者:“听说安德森也是‘神童级别’?也出身于少年班?”

谢彦波:“不叫少年班,美国大学生一年级大部分是18岁,他16岁进的大学”。

记者:“那比您晚多了,您11岁上的少年班……”

没想到的是聊到这,谢彦波忽然情绪激动起来:“我本来就不该来这个(少年)班的!”

记者:“您的意思是说如果重新挑选,您宁可按部就班上完中学再读大学?”

谢彦波觉察到自己情绪失控,努力恢复平静:“应该是这样吧。当时我没有怀疑到这些怪事情、没有想到神仙这个事情。如果当年慢慢读上来,可能就懂了。其实学问做得高,人际关系也很重要。即使是搞研究,也是生活在真空中”。

记者:“安德森在这方面比您更成熟?”

谢彦波:“他很成熟,狡猾得很,人际关系好,待人接物比较练达。”

记者:“是啊,这些都是您的弱项。开始去的时候处得还好吗?

谢彦波:“刚开始没什么不好,我是冲着他去的美国。”

记者:“吵了一次架之后他就不理您了?”

谢彦波:“也没有……就是大家做学问没有那么认真,我在科大受的教育、还有以前小学在长沙受的教育,都是说做科学要很认真、一丝不苟的,一是一二是二,事实上学问不是这样的。”

记者:“我们所受的教育也是那样的呀!”

谢彦波失望地摇摇头:“我以前不相信有神仙,现在信了。早知道学问只能神仙搞,我就不会那么认真。现在我如果在美国,在普林斯顿,根本就不会再去学物理,学数学算了,不管那些东西……”

记者:“您也学会编故事了?(笑)如果让您回到当年的少年班,您会编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谢彦波:“可以说天上有很多石头之类的,还有在少年班的时候,宁铂给我编的故事,为什么豹子狮子眼睛长在前面,牛马眼睛长在边上?”

记者:“为什么?”

谢彦波:“因为豹子狮子要去吃牛羊,眼睛必须朝前看。而牛羊眼睛长在太前面就什么都看不见,容易被豹子狮子吃掉”。

我开玩笑问谢彦波,您的眼睛是朝前还是朝两边长?他没回答,却像个孩子似地调整起眼神,一会儿朝前,一会儿向两边……

记者手记:毫无疑问,神童谢彦波一生只能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了。他说,过去自己曾经认为科学是神圣的,但最近几年开始怀疑整个科学体系是“神仙”们编造的,他试图查找漏洞,进而证明科学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采访时,谢彦波的同学与同事异口同声说他的精神出了问题,而他的学生们则一致辩称谢教授是属于另类世界的“牛逼顿”(牛顿)。至于那个他张口闭口念叨的“神仙”究竟是谁?是神童们的命运摆布者还是某种规则、抑或某种逻辑的编程人?我们不得而知,只有他自己清楚。但显而易见的是,尽管“诺贝尔”没向谢彦波敞开大门,但他原本是一个可以与上帝对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