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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以Human behaviour: Find your voice为标题

发布在2016年12月1日的《自然》上

原文作者：Julia Rosen

沉默有风险，腼腆内向的研究者也可以通过技术和练习走向成功。

一般而言，科学家并不以社交能力见长。在许多人眼里，科学家一副书呆子气，内向寡言，甚至可能略显笨拙。但在当今的科研环境下，开朗外向的人或许更加如鱼得水，因为产学界的研究者往往需要站到聚光灯下，在学术会议上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同事、资助机构和大众（这一点愈发重要）建立新的关系。

对于正在努力建立声誉、推动事业前进的青年科学家而言，掌握这些技能尤为重要。但就算还说不上恐惧，这些任务也不免让许多腼腆或内向的研究者发怵。悉尼Woolcock医学研究所的博士后Louise Harkness说，其中一些人甚至会因此质疑自己在科研界的位置。Harkness的研究对象是呼吸障碍疗法，并在博客中记录了作为一名内向科学家所面临的挑战。“对顶尖的科学家来说，学术之路也是艰辛的，” Harkness说，“更不用说腼腆而不善自我推销的内向科学家了。”

尽管如此，通过培养自己的公开演讲和人脉技能、采用适合自己性格特征的创新型自我推销方法，安静的科学家也可以与能说会道的同行一较高下。研究者需要承认科学行业存在政治性的一面，审视自己的性格特征和动力，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

在所有科学家都是内向者的传说之外，还有一种普遍观点认为科学界是唯成就论的。许多年轻科学家认为，他们只需要做好研究，其它自然会水到渠成，但一般来说事情并非如此。Donna Dean表示，“我们不能默默坐在一边，然后期待别人自然而然地认可我们的成就。”她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一位退休行政人员，也是美国女性科技工作者协会的领导力与才能发展执行顾问。

美国卫斯理学院的性格心理学家Jonathan Cheek表示，腼腆或内向的人的确很容易在推崇自我推销的文化中被忽视。他说：“除了事业本身所需的技术条件外，社交技能，比如公开演讲，是助力事业成功的最大要素。”他承认，这看起来可能不太公平，但现实就是如此。

Cheek表示，承认“软技能”的重要性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尤其是对于某些类型的内向者来说（Cheek及同事将内向分为四种类型：社交型内向、思考型内向、焦虑型内向和克制型内向）。并非所有内向者都腼腆，其中一些人——根据Cheek的说法，除了焦虑型内向者之外的所有内向者——之所以回避发言和吸引别人的注意，纯粹是因为他们不想这么做，或者觉得这种做法没什么益处。他说，对于这类科学家而言，只要让他们意识到开展某种形式的自我推销具有实在的益处就够了，即使他们没法自然意识到这一点。

而其他人则面临更大的障碍。腼腆的人在与陌生人对话，或在一群人面前发言时会感到不安（Cheek也帮助划分了腼腆程度）。Dean说，一些研究者（包括女性、少数族裔和LGBTQ群体）有时可能会因为他/她们的身份而觉得自己在科研界不受欢迎，因此感到难以在专业环境中发言。她还补充，这种不安可能源于他/她们感觉自己背负着代表整个群体的重担，或者因为自身背景而习惯了保持沉默。

许多科学界人士都认同有必要帮助腼腆或内向的研究者扩大他们的声音，但与此同时，权衡保持沉默的优劣对这些研究者来说也有益处。“你必须思考，‘是什么在阻碍我实现目标？’”Cheek说。Cheek是个双重性格者，即同时具有内向特质和外向特质的人。他表示，如果人们已经在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中投入多年，那么对他们来说，继续科研事业很可能意义重大，因而愿意为此克服自己的腼腆。

Harkness认为，人们有时只是需要找到正确的动力。在悉尼大学读博、研究哮喘肌细胞的基因调控期间，她克服了自己的一些沉默倾向。“我意识到，如果我不迈出去向人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那么全世界都会错过它们，也不会了解我的思维过程，”她说（参见“接受安静的自己”）。

几乎所有科学家都会在某个时刻不得不在人群面前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心生畏缩的任务，不仅仅是内向和腼腆的人。有调查表明（比如2014年查普曼大学关于美国人最害怕的事的调查），在美国，人们最害怕的事一般是公开演讲，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超过了对溺水的恐惧。“在我刚开始读博时，我意识到这是一件我极不擅长的事，”在英国拉夫堡大学研究燃料电池用氢气制备方式的博士生Paul Brack说，“我的期望就是达到平均水平。”

Cheek说，所幸公开演讲并不像许多人害怕的那样难学，也不需要安静的研究者变成外向者。他补充表示，大多数人讨厌公开演讲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讲得不多，而且只要多加练习就能改善。

生物化学家、加州希望之城医院的行政与学生发展临时主任Kate Sleeth说，许多大学都提供了资源，帮助科学家们适应会议演讲，磨练演讲技能。如果没有这类资源，Sleeth（同样身为内向者，而且目前担任全美博士后协会理事会主席）建议研究者寻求其它组织的帮助，比如国际演讲会(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这是一个致力于帮助会员提高沟通交流能力的非营利组织。

研究者可以采取的另一种策略是形成让自己感觉舒服的演讲风格。对于Harkness而言，这意味着在演讲中阐明自己的思维过程，而不是简单地宣传自己的发现。“我希望带领人们感知整个过程，”她说。事实上，从头至尾梳理整个研究项目让她对展示自己的成果感到更踏实了，“我对展示自己的研究过程感到很骄傲。”

虽然建立人脉关系让许多科学家望而生畏，但这一过程也可以根据个人倾向做出调整。“许多人觉得‘建立人脉’意味着自己要想出一段精妙绝伦的对话，”Brack说。去年，Brack在Naturejobs博客中写了有关该主题的博文，作为一个曾经非常腼腆的内向者，他已经开发出了许多适合自己的建立人脉的方式。

一种策略是在社交场合或会议上提前想好一两个问题，和单个人而不是一大群人交谈。与研究生攀谈时，Brack一般会先问有关研究、指导教师和学校的问题。仍然觉得建立人脉很棘手的Dean表示，甚至不一定要谈科学话题——也许你注意到了某人的名牌上透露的信息，比如和你是老乡，或者有相同的爱好或其它联系。“让人们谈论他们自己，”她说。

Dean建议年轻科学家设定每次参加会议时与两三个陌生人交谈的目标，并呼吁他们避免用自我贬低的方式描述自己的研究。Sleeth还建议带上一位能够帮助你放松、开朗外向，但又不至于抢风头的朋友。安静的科学家也许可以考虑与较为外向的同事合作开展研究。“这会让事情变得简单很多，”Sleeth说。

最后，即使这些方法都无法让许多安静的科学家感到自在，他们也不应绝望，Steve Blank说。他在斯坦福大学教授创业课程，还参与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创新团项目，该项目旨在帮助科学家将研究发现商业化。“顾名思义，科学家都非常聪明，”Blank说。“就算没有与生俱来（的交际能力），也有充分的思维能力去模仿。”

在做重大的事业决定时，安静的科学家可能需要考虑哪种科学职业方向更适合自己的性格。举例来说，学术界可能意味着教学和许多公开演讲，而政府机构则可能需要更多的实验室工作，以及与机构管理者会面。身为技术行业内的一名企业家，Blank认为科学家必须向投资者和客户推销自己的理念。“如果希望担任领导角色，我认为科学家要学习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沟通，”他说。通常，这需要至少去模仿外向者的行为。

由于不同的科学职业方向有不同的需求，Cheek建议处于职业生涯初期的科学家阅读专业文献，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已故心理学家约翰·霍兰德提出的职业规划理论。“这个理论讲的是工作环境也有不同的‘性格’，”他说。在霍兰德的理论框架下，个人和职业被分为不同的类型，三种职业类型——现实型、调研型和艺术型——都非常适合内向者，分别对应偏重应用、理论和创造的职业方向。

自称内向的Paul Brack在2016年的皇家化学学会会议上演讲。

皇家化学学会/拉夫堡大学

Cheek表示，科学家不应让这种分类阻碍自己追求理想的步伐，但应该考虑自己的性格是否适合预想的职业选择。“当你的性格倾向与事业环境相互碰撞时，你最热爱的事情未必能带来最大的回报，”他说。在某种程度上，找到带来成就感的事业的关键是选择合适的事业。

而这正是Harkness开始意识到的事情，虽然她没有正式了解过霍兰德的理论。博士毕业后，她来到Woolcock医学研究所，她说这里的研究团队规模更小，而且关系更紧密，对于她这样年轻而又内向的科学家而言是个不错的去处。

公开演讲和人脉建设被视为在科学界和许多其它领域取得成功的关键，一部分原因是我们的文化更推崇外向性格。至少《安静》（出版社：Broadway；2013年）一书是这么认为的，本书作者是美国作家及演说家Susan Cain，她在书中谈论了内向者的力量，她的核心论点是，社会通常将内向视为一种性格缺陷，但内向者的价值应该得到重视。安静的科学家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展现自己的实力。

David Steen在社交网络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Steen是美国奥本大学的一名野生生物生态学家，他为自己的内向者身份感到自豪。“顺之不逆，”他说。Steen说，自己就是一个在开会时会默默坐在最后什么也不说的人；和许多内向者一样，他更喜欢在发言前整理好自己的思路。

然后，他开始使用推特等工具与人们沟通，现在他的推特已有12,800名关注者（还在2015年被Slate杂志评为“推特最佳生物学家”）。推特让他有机会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方式来取得关注度，并与科学界广泛互动。“写一条推文可能要花一整天，”Steen在推特上写道。“而会议上只有很短的时间来准备慷慨陈词。”

Cheek推荐研究者创建谷歌学术的个人资料页，并踊跃使用ResearchGate和Academia.edu。Brack说，研究者也可以用LinkedIn来宣传自己的科研资历、发表的作品和获奖情况：“分享的时候注意方式，不要让别人感觉你傲慢专横。”

腼腆内向的研究者还可以通过其他符合自己性格特征的方式来发展事业。Brack推荐内向研究者参加一些组织，他最近就在苏格兰协助组织了一场化学会议。“我发现自己需要和人接触很长时间后才能真正自在地和他们对话，建立起某种联系，”他说。“参加组织对此很有帮助。”研究者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来对各种会议、研讨会进行后续追踪，继续参与科研讨论，并做出自己的贡献；不想在人群中发言的研究者尤其应该如此。

无论采取哪种策略，Sleeth都推荐研究者寻找一位导师，甚至是赞助者——她所谓的赞助者指的是可以提携年轻科学家、尤其是腼腆内向的科学家的人，Sleeth认为这个人可以是指导教师，也可以是共同作者或同事，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帮助年轻科学家打开新的大门，宣传他们的强项和成就。“因为那样就不是自吹自擂，”她说，“而是别人帮你宣传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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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doi:10.1038/54049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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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以Mental health: Caught in a trap为标题

发布在2016年11月9日的《自然》职业板块上

原文作者：Emily Sohn

2008年，当抑郁第一次威胁到她的事业时，Rachel正在攻读博士学位。为了启动一项新研究，这位心理学家每天要工作14-16个小时，同时还要监督12名研究助理。在空闲时间，她还要筹划自己的婚礼。
Andy Baker/Getty

有三个星期的时间，她几乎没有合眼，仅靠甜食和能量棒维持生命。后来，在观看一场悲伤的戏剧演出后，她崩溃大哭，之后三天也止不住啜泣。“我坐在沙发上盯着墙流泪，”Rachel说；她要求在本文中使用化名。

早在读博前，Rachel抑郁的种子就已种下。“在你开始申请博士前就会受到各种消息的狂轰滥炸，比如博士很难申上，申上的人也有一半毕不了业，毕业了也很难拿到博士后，也不可能拿到经费，”她说。“与此同时，你身边却围绕着一群有博士学位的人。如果你已经有点完美主义或自我怀疑的倾向，这种氛围会愈加助长这种倾向。”

她休息了两周，期间接受了治疗，医生给她开了抗抑郁药物。之后，她回到了工作岗位。完成博士论文后，她获得了纽约一所大学的助理教授职位。

“如果你当时问我，我会告诉你，‘不，我永远也完成不了，我要离开学术界，’”谈到休息治病的那段时间，她这样说道。当她把自己的感受告诉父亲时，同样拥有博士学位的父亲对她说，“欢迎来到学术界。”

我们的社会中，抑郁和焦虑普遍存在，科学家群体也不例外。科学家们一般面临巨大的压力：工作时间很长，需要在高影响力期刊上发论文，也要获取经费为自己和他人提供支持，而且还得屡败屡战。据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显示，抑郁症影响着全球约3.5亿人口，是全球致病致残的重要原因。

每年，美国都有将近7%，或者说1600万左右的成年人会经历至少一次严重的抑郁发作。要被确诊为抑郁症，在最少两周的时间内，几乎每天都会出现至少五种功能障碍，或导致严重悲伤情绪的特定症状，其中必须包括持续的情绪低落（可能表现为空虚感或绝望感）或者对几乎所有活动都丧失愉悦感或兴趣，但其它症状可能还包括反复想到死亡和体重明显下降。

一个人一生中患上抑郁症的可能性在各个国家有所不同，在美国为17%。抑郁经常与影响正常生活的过度焦虑或担忧相伴。据世卫组织资料显示，美国约有18%的成年人（4000万人）受到焦虑的影响，25%以上的欧洲人都经历着某种形式的焦虑或抑郁。

有关焦虑和抑郁在科学家群体中流行程度的研究少之又少。不过，美国莱特州立大学精神科医生Jerald Kay表示，其风险可能与其他群体相差无几。Jerald Kay的病人主要是医师、大学生和教职员工，包括研究人员，他同时也是Mental Health Care in the College Community （《高校环境中的心理健康护理》）一书的合编者。

一些处境更有可能导致焦虑和抑郁。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尤为艰苦，因为学生突然要面临期望高和薪水低的双重局面，而且发现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导师手里——而自己的导师甚至可能住在国外。

据2014年一项针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790名研究生的调查显示，将近一半的博士生符合抑郁标准，在生物和物理等学科中，这个比例至少有46%。精神疾病的污名化让研究者不愿向他人透露自己的挣扎，更不用说向上级开口了。尽管如此，专家表示寻求帮助，至少是专业人士的帮助仍然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唯一一个受到某个问题困扰的人，你就会觉得‘这是我个人的问题，是我自己的错，不是整个系统的问题’”，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医学中心的精神病学家Joeri Tijdink说。

大部分欧美大学都提供保密的心理健康服务，但许多战胜抑郁的研究员都将上级和同事列为支持的主要来源。在重视名望但又充斥着批评的高压职业环境下，明白自己并不孤单能让你受益匪浅。

Shweta Ramdas曾默默与抑郁抗争多年。她来自印度，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毕业后来到密歇根大学攻读生物信息学博士。渐渐地，她发现自己越来越无法忍受密歇根的冬天。

有些时候，她只能盯着电脑发呆，要花几个星期才能完成原本只需一天的工作。她没有食欲，也厌倦了这种不快乐的感觉。她考虑过中途退学。

最终，Ramdas将自己的情况告诉了部门主任，主任说其他人也曾面临过类似的问题。不久，同事们开始告诉她自己的故事。“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人，我感到由衷的敬佩，”她说。“而且外人完全看不出他们在遭受抑郁的困扰。”

Ramdas在印度和家人一起待了八个月，期间接受了心理治疗。密歇根的教授让她慢慢来，想待多久待多久。她在今年秋天回到学校，并决定要有节制地工作。

现在，她正在和上级商量为其他受到抑郁症影响的人提供帮助。“我觉得在更加开诚布公地探讨抑郁问题方面，研究生院还有进步的空间，”Ramdas说。“如果我早点知道不是自己一个人，或许能处理得更好。”

2012年初，Elizabeth Droge-Young经历了第一次抑郁发作，当时她正在纽约雪城大学读博，研究的是各种乱交甲虫的交配系统。起初，她会穿着睡衣坐在沙发上打游戏、看电影，边听悲伤的音乐边怀疑生命的意义。

渐渐地，她没法去实验室或洗澡了。2014年，她在一家离实验室很近的医院待了十天。“当我的生活开始变得支离破碎时，科研是我最后的牵挂，”Droge-Young说。“它支撑着我走过了很长时间，直到抑郁症变得太过严重。”Droge-Young在今年获得了博士学位，现在是一位科学作家。

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的演化生物学家Matthew Wilkins表示，从本科生向研究生阶段的过渡可能并不轻松。2008年，当他开始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读博时，必须要自我推进的现实和科研生活的残酷让Wilkins无所适从。在科研领域，成功总是伴随着各种被拒——申请经费被拒、发表论文被拒、找工作被拒。

无止境地追求外界的肯定可能增加焦虑，Wilkins补充道。他曾在一次事关重大的考试中铩羽而归，但在一周后又获得了一个声名显赫的奖学金。“在学术界，成功是没有保障的，”他说。“你知道成功不易，却不会注意到追求成功带来的心理负担。”

在一定程度上，Tijdink把自己的研究方向选择为“论文发表压力带来的心理影响”受到了他与治疗过科学家的心理医生的谈话的影响。“他们的压力很大，”心理医生告诉他。“这些人筋疲力尽，怀疑别人盗用自己的想法，或者觉得同事要抢自己的职位。”

他希望自己能让更多的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在2013年发表的一项针对400多位荷兰医学研究者的调查中，Tijdink指出，将近25%的人达到倦怠（一种情绪衰竭状态）的标准。
Andy Baker/Getty

一些科学家在迈入不同寻常的科研轨道时也会面临挣扎。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演化心理学家Paul Andrews表示，在他还是博士后的时候，他以为自己前途一片光明，因为他在优秀期刊上发表了被广泛引用的论文。但是，他却找不到一份能让自己专注研究抑郁的生物学基础的职位。受挫的他失去了吃饭、睡觉和锻炼的动力。此外，他还一直纠结于应该在高影响力的期刊上发表一篇大作，还是出些小论文以量取胜。

Andrews采取了风险更高的第一种方法，最终于2009年在《心理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受到广泛关注的论文。2010年初，《纽约时报杂志》还发表了一篇关于其成果的专题文章。尽管如此，他也没收到多少面试邀请，虽然投出了大量简历。“我当时觉得，‘我要怎么做才能找到工作？’”Andrews说，那时的他感到绝望、沮丧而又焦虑。

现在在工作中碰到困难时，Andrews的抑郁症状仍会反复。他的研究挑战了将抑郁症视为心理障碍和血清素在抑郁症中作用的主流观点，并对抗抑郁药的价值提出质疑。他发现自己的成果很难获得发表。

Alejandro Frid表示，有时候研究主题本身也会带来消沉的念头。他从1990年开始研究智利濒危的马驼鹿，随后研究了海洋渔业对阿拉斯加和英属哥伦比亚地区捕食者与被捕食者间互动的影响。

他的研究越是显示出气候变化的破坏性影响，他就越感到愤怒和虚无。“这里的虚无主义指的是关心未来毫无意义，因为根本就没有未来，”Frid说。现在，他是加拿大中海岸原生资源联盟的科学协调员，并出版了A World For My Daughter: An Ecologist’s Search for Optimism（《给我女儿留下的世界：一位生态学家对乐观的追寻》）一书。“一切都完了。人类破坏性巨大却不自知。没有什么值得我们为之而活的未来。”

抑郁已成为了环境保护人士圈中常见的话题。Frid通过将注意力集中在生态可塑性和人类解决问题的能力上而获得了一线希望。他也在努力改变影响环境的政策和人类行为——这些做法帮助他重新找到了事业的方向，并改善了他对未来的看法。

科学家或许对承认自己存在抑郁症或焦虑症状慎之又慎，但向同事吐露过心声的研究者表示，他们获得的支持往往令自己感到惊讶。

和Ramdas一样，Droge-Young发现，当她克服恐惧向实验室同事倾诉自己的心理疾病时，其他人也说出了类似的故事。其中一个人曾和她在同一家医院住过。她举办了两场艺术展，介绍自己的抑郁和自残经历，别的教职员参加了为此筹资的Kickstarter项目。她的导师和导师的家人都出席了。“人们都很有爱心，”她说，“如果你向他们坦白自己的脆弱一面的话。”

Kay表示，并不是每个人都习惯与上级交谈，但都应该尽早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如果感觉自己在挣扎，那就应该寻求帮助，”他说。Droge-Young建议，如果一位心理医生不行，就再找另一位。

留出追求业余爱好的时间也有助于缓解工作相关的焦虑。对于Droge-Young而言，她的爱好是出门散步，或者举办看奥斯卡获奖电影的派对，Wilkins则喜欢攀岩、打橄榄球和跑步。他还建议研究者参加一些与工作无关的短期项目。今年，他开始和一位朋友一起参加电影制作竞赛——而且还获奖了。

Andrews表示，承认在遇到难题时感觉沮丧是正常、甚至有益的，这或许也有助于科学家应对抑郁。他不认为自己的抑郁症发作是大脑功能异常的表现，而将其视为对重要问题的一种反应。这种反应有助于他集中精力。Andrews认为，在受到社交问题或工作压力的刺激后，身体就会重新分配给予大脑的能量。下丘脑会发挥作用，抑制性欲和其它生理冲动，并诱导人专注于负面思想。

这种反复思考虽然通常被视为坏事，但事实上有助于解决问题，因为它帮助大脑将问题分解为较小的部分。Andrews认为，这就像是科学家所做的研究工作一样。ⓝ

Nature|doi:10.1038/nj7628-3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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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以Young, talented and fed-up: scientists tell their stories为标题

发表在2016年10月26日的自然新闻上

原文作者：Kendall Powell

刚刚建立自己实验室的科学家说，他们的压力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发论文、拉经费、找永久性职位——难得挤出一点真正做科研的时间。

6:59Nature Podcast: Young来自Nature自然科研

年纪相差数十岁的两个科学家讲述自己入行之初的故事。

Martin Tingley快坚持不住了。时间倒回到2014年深秋，Tingley刚刚在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担任了一年多的助理教授。那天，他在看望完住在波士顿的妻子后开车启程，踏上了 8个小时的返程之路。Tingley感到紧张而疲惫，几乎快要哭出来了。在天色未明的清晨时分，窗外的车辆急驰而过，亮起的车灯让他感到恍惚，仿佛身处于一场游戏之中。

通常，Tingley认为自己是一个“相当坚忍的人”。乍看起来，他的事业顺风顺水。他先后在哈佛大学获得了统计学硕士学位和地球科学博士学位，另外还有四年的博士后经验，最终非常难得地获得了一份终身教职。他以为自己很快就能将统计学与气候科学成功结合起来，产出资助机构们声称自己想要的跨学科研究成果。

而事实上，科研之路非常艰难。他每星期要工作60-80个小时，既要研究又要教学。他的启动经费已经用完，但还没有获得新的重大资助。另外，根据美国学界的一贯做法，学校不会支付他在夏季3个月的工资。由于妻子无法搬来和他一起生活，他每个周末都要风尘仆仆地来回去看她。压力似乎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很快就要支撑不住了。

Tingley是对科研生活深感沮丧的众多青年科学家之一。今年9月，《自然》在Facebook上发文，询问首次担任独立职位的科学家面临着哪些挑战。科学家们纷纷倾诉了自己的烦恼。在一个星期内，全球各地的近300名科学家做出了回答，坦白说出自己的担忧。“我看到许多同事离婚、累倒、离开科学界，我现在感到很累，”一名来自比利时的生物医学研究者写道（详见“科学之苦”）。《自然》选出了三位道出最常见困境的青年研究者；现在，我们将会讲述他们的故事。

然而，青年科学家们只是在抱怨，还是真的已到生死一线？我们的受访者承认，能有机会主导属于他们自己、富有创新而又振奋人心的事业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而且科学家也不是唯一需要刻苦工作的专业人士。每一代人都很容易认为自己比老一辈过得更难。

但一些数据和传闻证据显示，要想建立自己的研究团队，今天的科学家面临的障碍确实会比他们的资深同事在二三十年前遇到的更多。其中最大的一项挑战就是研究经费“僧多粥少”。过去十年来，研究经费增长停滞，甚至出现了缩水。“人员数量达到了史上最高，但经费数量却没有改变，”美国国立综合医学研究所（NIGMS）主任Jon Lorsch说。“许多有能力对学术体系发挥影响的人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且正在尝试解决。”

青年科学家和资深科学家都一样面临着巨大的发表压力，受到日益沉重的官僚主义负担的重压，并且很少得到行政支持。评价他们的主要指标是发表的论文和获取的研究经费；然而，没有清晰的目标，他们发现自己只能一篇接一篇地赶写论文，无休无止。问题的关键是，这是否在伤害科学和科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前主席，就职于加州大学的著名生物化学家Bruce Alberts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他表示，目前过度激烈的竞争氛围遏制了创造性，迫使科学家“做平庸的研究”——保险而又无趣的工作。“我们必须奖励那些开展创造性研究的人。”

我们的非正式调查显示，这种情况已经让科研成为了一项对研究者不甚友好的事业。“坦白地说，做PI、管理实验室就是那么糟，”一位来自美国的神经科学家写道。Tingley对此并无异议。

Tingley一直兴趣广泛。在加拿大读大学时，他从艺术史专业转到了物理学，之后，他被哈佛大学充满活力的研究环境所吸引，来到哈佛开展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期间，Tingley发明了一种统计方法，能帮助解析来自树木年轮和冰芯等来源的历史气候数据。

在求职期间时，他每个星期就已经要工作60个小时了。Tingley说，每天早上八点，他就已经在办公室了，一直工作到晚上回家吃晚饭，饭后再打开电脑继续工作。但在2013年，他的研究事业达到了高点：他在《自然》上发表了一篇统计分析；在全球范围申请工作后，他最终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获得了一份气象学兼统计学的联合教职。

在那时，他的妻子Gabrielle是哈佛大学研究计算中心传媒项目的负责人，宾州州立大学为她提供的职位让她觉得有点屈才，于是她决定留在原处工作。他们面临着异地问题——一直以来，这都是科学家们的一大压力来源。

像许多第一年工作的助理教授一样，Tingley很快就感受到了在顶级期刊发表论文、拉经费、上课和教学创新的压力。他也知道，学校为他提供的约2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包括夏季工资和计算机资源使用费等）无法维持长久，因此他申请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那是一个“令人心碎”的过程，他说。

举例来说，他与合作者，亚利桑那大学的有机地球化学家Jessica Tierney一起提交了有关海洋表面历史温度代理变量的研究计划书。在第一轮评审中，他们的申请获得了获得两个“极好”和两个“很好”的评分，但仍然低于要求。二人被鼓励重新提交，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但是第二次获得的评分更差。“一部分原因在我，我失败了，”Tingley说。但这件事也说明了青年科学家从零开始创立研究项目时所遭遇的挫折。“申请资助的过程非常残酷。”与此同时，二人发表了初步阶段的研究成果，论文目前已被引用40次。

参加《自然》调查的科学家的观点反映了代际分歧：许多人觉得今天的资深研究者年轻时走过的科研道路更顺畅，因此得到了竞争优势。“婴儿潮”时期（指二战后至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科学家经验更丰富，实验室更完备，因此在获取经费方面更具优势。（今年9月，《自然》在推特上提问：“青年科学家面临的挑战是什么？”“老科学家，”一位用户直言不讳地回答。）

2014年12月，在经历过情绪低潮后不久，Tingley和妻子去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度了一个月的假，共享了一段难得的独处时光。一个月后，Tingley重返寒冬中的宾州州立大学，走在校园中，他感到阴云仿佛已经压到了自己的头顶。他清楚地知道，两门高级课程将占用自己的大部分时间，留给研究的时间很少，而且自己将再次回到每周辛苦往返看望妻子的状态中。如果他不能在短时间内拿到资助，那就没有夏季工资。“我和妻子都知道这并非长久之计。”

Tingley开始在深夜搜索职位信息，2015年3月，他发现了一份完美的工作职位：位于悉尼的澳大利亚保险集团当时正在寻找拥有气象学、统计学和气候相关专业经验的人才。Tingley在两个月后入职，他的妻子也在新南威尔士大学轻松找到了一份传媒相关的工作。现在，Tingley已经成为了高级研究分析师，工作内容是对丛林火灾、旋风和其它类型的风暴的风险进行建模和量化。当然，这次越洲跨洋的搬迁并非一帆风顺——作为一名转入私营企业的年轻研究者，他不得不从头开始，重新证明自己。

现在，Tingley会提醒其他人，走向事业成功的道路有很多。“将自己的所学应用于私营部门是完全合理的。”他说，自己不会怀念青年研究者肩上所担负的压力和高度期望。在9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周六，Tingley和妻子走出家门来到附近的海滩上散步。“原来周末这么棒，”他说。

“没钱时有压力，有钱时也有压力。”—Eddie López-Honorato

Alejandro Cartagena for Nature

有时，压力并非来自对经费或终身教职的追求，而是源于成为一名优秀科学家的理想。来自各个学科的青年研究者告诉《自然》，没有对成功的明确预期令自己无所适从——材料科学家Eddie López-Honorato就是其中之一。

他在墨西哥城长大，并在当地的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学习化学专业，但是他的博士学位是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完成的。他说，为了完成实验，他不分昼夜地工作，连周末也不休息；在儿子出生后，情况变得更加困难了。虽然感到了压力，但在曼彻斯特学到的高工作标准是López-Honorato现在努力效仿的目标。之后，他来到了德国超铀元素研究所做博士后，工作内容是为反应堆所用的核燃料开发更安全的涂层。

完成博士后工作后，他有机会回到英国担任谢菲尔德大学的讲师，但是他和妻子Paola希望回墨西哥。他们做了一番权衡：López-Honorato意识到他在墨西哥的专业声誉还有待确立，而且墨西哥的科研基础设施不如欧洲发达；但是，他也认为在英国工作对于他的家人来说较为困难，因为他们面临着长期的语言和文化差异。最终，他们选择了回到墨西哥。

2012年3月，López-Honorato开始在墨西哥国立理工研究所高级研究中心（CINVESTAV）就职。站在自己全新而空旷的实验室前，他感到了一种令人惊叹的独立感和潜力。“你知道自己必须很快招到学生、找到资金，这会激励你开始工作，”他说。虽然政府会给他和他的学生支付工资，但是他仍需要得到资金来支持自己的研究。他发出了一系列申请政府资助的计划书，但无一成功。

在2012年一整年中，López-Honorato都在墨西哥和美国到处寻找建立合作关系的机会，给素不相识的科学家发邮件解释自己的工作。资助开始慢慢流入。到了2014年，他已经获得了足够多的资金，可以覆盖他大部分的研究费用，此外，他还确立了实验室的第二个工作方向：开发吸附材料以消除饮用水中的砷——在墨西哥的一些地区，这个问题影响了将近一半的水井。自从在CINVESTAV工作以来，他发表了20篇研究论文，建立起了一个拥有15名成员的实验室。

与许多受访者一样，他表示维持资助就和获得第一笔资助一样困难。尽管他的职位是有保障的，但他也感受到了维持研究项目运转，为帮助更年轻的科学家开创事业的压力。“没钱的时候有压力，有钱的时候也有压力，因为你要做出点东西出来。如果发生任何问题，都是我的责任。”López-Honorato介绍了最近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件事：由于官僚主义的影响，采购一台对他的核燃料工作至关重要的喷涂机延迟了8个月时间；这导致整个项目落后计划一年，而López-Honorato觉得应该承担责任的是自己。

像其他专业人士一样，许多科学家也表示每天的时间不够用。López-Honorato表示，在过去两个月里，他每天晚上平均只睡四个小时。和其他事业刚起步的研究员一样，他正处于“孩子和另一半最需要自己的阶段”，他说。现在，他的二儿子已经8个月大了。

他与自己是否有理由抱怨的念头做着斗争，也知道压力主要是自找的。“说一句‘我受够了’就能解决问题，”他说。这是许多青年研究者需要面对的问题——如果设定目标的人是你自己，有多少资金、学生或发表才算是足够的呢？在2014年的一篇博客中，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认知科学家Philip Guo写道，学者常常感到自己仿佛站在一台不断加速的跑步机上。

他说，之前在谷歌做软件工程师时，他“非常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要做到什么程度”。然而，学者却有教课、指导学生、做研究、写资助申请，以及支持部门、学校和学术界工作等等义务——“而安排这些工作的人相互却并不了解，也不在乎”。Alberts强调，青年研究者需要两种主要资助，一个用于维持工资，一个支持研究项目。“年轻人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样怎么能做出最好的成绩呢？所有的激励方式都用错了。”

今年，López-Honorato正在尝试降低自己的预期，他只申请一笔产业界资助，希望这样能让他及时回家陪儿子们玩——在2012年，他申请了七笔。但来自内心的压力是最难缓解的。“我们都希望做到最好，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获得了现在的工作。这属于自我压力，但更难摆脱。”

“如果有人抱怨不公，很容易被说是无病呻吟。” — Felienne Hermans

Annelies van ’t Hul for Nature

Felienne Hermans一直对计算机着迷。她在10岁时自学编程，大学读的是计算机科学专业，之后在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博士期间，她将软件工程方法应用到了电子数据表中，让终端用户（比如会计或生物学家）能更方便地维护数据和添加数据注释。这项创造性的工作帮助她发表了顶级会议论文，在计算机科学领域，这对晋升是至关重要的。当她的研究小组（由四位教授组成）出现了一个终身职位空缺时，她询问了校方自己是否可以申请。最终，她打败了学校内外的竞争对手，于2013年3月成为了一名独立的助理教授，当时年仅28岁。

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两年后，Hermans感到不堪重负。她要带两名研究生和一名博士后，备课，还要准备应付各种似乎永无止境的“服务”请求：为期刊和同事们审稿。电子数据表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完结了，她希望能转至更激动人心的新研究领域。但连续不断发表论文的压力如影随形。理论上，她的工作分为三块：教学、研究和学术服务，各占40%、40%和20%，但她获得的印象却是研究应该高于一切。“四篇论文比三篇好，五篇论文比四篇好，”她说。

像Alberts一样，她认为目前将研究产出与发表画上等号的观点会扼杀创造性。“论文只是交流观点和实验的一种形式，”她渴望“能有一个空闲的下午，看着窗外思考‘下一步我要做什么？’”。

另一个障碍也贯穿了她的职业生涯：作为身处男性主导领域中的女性。2014年，Hermans参加了在英国剑桥举办的代码生成（Code Generation）编程实作会议，她发现，在100余名参会者中，加上自己仅有两名女性。在为期三天的会议中，她都在向同事们介绍这一令人悲哀的数据，而不是根据初衷介绍自己的编程工作。“这样的事情会影响你的心情，耗尽你的精力，”她说。在调查中，《自然》收到了来自青年科学家的十几条评论，她们表示，性别歧视、性别偏见，以及缺少对女性的支持拖累了自己的事业。

每周六，Hermans都会去社区中心做义工，教市中心的小朋友编程，这个经历帮助她确立了新的研究方向。她和同事开始思考教孩子编程的最佳方式。举例来说，他们不想简单地解释怎样让机器人向前走，而是希望能告诉孩子如何通过适当命名程序功能和避免“代码异味”（即设计不佳的程序片段）来维持代码质量。这种转变并不完全顺利——她的第一篇关于代码异位通用理论的会议论文被拒稿了，原因是论据不足，但她现在已经进入了状态。

Hermans说，回顾过去，她或许应该忽略发表论文的压力，多做思考。“但当时我刚入职，非常担心两年后就还不上房贷了，”现在，她会更加仔细地规划自己的时间。如果一位同事敲门，请她帮忙审阅学生论文，她也能拒绝他们：“我已经完成我要做的20%服务了。”她调整了一周的安排，将教学、写资助申请和服务排在了周一至周四，这样，她周五就可以与她的六位实验室成员待在一起了。

要想在获取资助等方面帮助青年研究者，还可以采取更有组织的措施。Alberts表示，“资源必须向更年轻的研究者倾斜”。他提到了欧洲研究理事会的资助项目，这些项目会将申请人划归三个事业阶段——初级阶段（博士毕业后的2-7年内）、中级阶段（博士毕业后的7-12年）和高级阶段（博士毕业12年以上），让各阶段的申请者与同辈竞争。

同样地，NIH旗下的NIGMS在今年试行了一个名为Maximizing Investigators’ Research Award的资助项目，将起步阶段的研究者与资深研究者区别开来，并提供为期五年的保证资助。Lorsch表示，这是美国科研资助体系的一次创新，意味着不再进行“风马牛不相及的比较”。Lorsch还说，应该鼓励年纪较大的研究者转而从事不需要研究经费的工作，比如教学、指导学生和科学普及，这能帮助年轻的研究者获得一席之地。

其他科学家则强烈反对这种观点。像许多资深科学家一样，Alberts并不认为问题仅与年龄有关。“这和公平无关，而是如何把科研经费花在刀刃上。无论是资助年轻人还是老人做创新研究都能推进科学的发展。”

Hermans清醒地认识到，青年科学家的怨言很可能会被漠视。“如果有人抱怨不公，很容易被说成是无病呻吟，”她说。“但是，他们抱怨的并不是想象出来的问题。”她觉得自己有责任挑明青年研究者所面临的挑战。“资深研究者应该注意青年科学家是否在退步，并询问他们，‘你感到压力过大吗？为什么没有热情了？’”

Lorsch表示，他通过亲身经历了解到，美国“被遗忘一代”（指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出生的一代）科学家并没有满腹牢骚。“我没有听到那些努力争取或延期第一笔资助，或是那些努力让实验室运转起来的人抱怨，”他说，“相反，给我打电话大喊大叫的是那些经费充足，但落选了一两笔基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