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南方周末:走到只剩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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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雷磊

最后更新:2011-08-05 09:47:57来源:南方周末

“如果把我和同伴们所经历的教育过程喻为一次探险,我就是一个走到最后的幸存者。”

“我很羡慕城市的同学”

1988年,我出生于陕西平利县一座村庄。2007年,在县城中学复读一年后,我考进了华中科技大学。

开学后,我认识一名陕西老乡,她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陕西两所巨无霸超级中学之一,每年几乎垄断了陕西文理状元与北清名额。

但她看上去郁郁寡欢——“我成绩太差,在年级排下游,只能考上这儿。”她和我的高考分数差不多,都刚好过600分,可我的成绩在全县第五。作为县中的一名“尖子生”,我居然和超级中学的一名“差生”,考入了同一所大学。

平利县位于大巴山深处,农村人口占到全县人口的绝大多数。2003年我上高中时,类似西北工大附中这样的超级中学加速膨胀,而平利中学这样的普通县中开始走下坡路,陕南地区曾经名声很大的旬阳县中学、汉阴中学也都消沉下去。我第一次高考过了一本线,但我想上一个更好的大学,于是我来到县中复读。

在考生最多2007年到2009年,平利中学考上一本线的考生也仅60人左右,能考600分以上的“尖子生”不足5人。

平利县的其他两所乡镇中学更惨不忍睹。2006年,我曾就读的八仙中学仅3人过一本线,7人过二本线,老县中学有一年甚至仅有一名考生过了二本线。

大学里,我很羡慕城市的同学,他们有很多高中同学聚会。而我,几乎连一个同县的老乡都找不到。

我们都是“次品生”?

像我这样出身寒门的孩子竞争力差,跟县中的师资有关系。陕西师范大学这类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很少选择到县中教书,作为西部最好的师范院校,它的毕业生多数集中在城市中学。

平利县中迄今仅有一位全国优秀教师。他是高校扩招前招进县中的一批优秀老师之一。2005年开始,很多老师因为随之补充进来的教师水准都不如往前。并且,一些经验丰富、能力突出的老师陆续被安康甚至西安实力雄厚的重点中学挖走。

就这样,最基层的中小学校师资就像高山的溪水般,一级一级汇入大河岸边的学校。被抽得最干最彻底的,是乡村的中小学。

在八仙中学,大部分老师都是中专毕业,水平稍高的老师很快就会被挖走。我初中的代课老师中后来有4位去了县中和市里的中学。

进入高中后,由于教师太少,我所在班级当时的数学老师就是从小学紧急调入的。高一下期末考试,班上一大批同学的分数都在30分以下(满分150分),我记得自己当时考了13分。

在这所乡镇中学里,专业学语文的老师在教生物,而教数学的老师可能是之前学音乐的。在课堂上,老师经常解不出一道题目,就让“尖子生”去解答,学生讲完,老师就在讲台下补一句“就是这么做的”。

2003年,我参加中考时全中学两个镇的学生只有6人考入县中,我当时考了第7,留在了八仙中学。而在2004年的中考里,全年级仅一人考入县中。

八仙中学的高中生源,就是我们这些被县中和重点中学淘汰下来的“次品”。2006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全年级考生55人,仅有7人过了二本线,还有五十几位同学,干脆连高考都放弃了。

走到最后的幸存者

我的小学在村庄里度过,整个小学只有一间教室和一块黑板,我的大伯——村小学老师——一个人带两个年级的语文和数学。教室很破,下雨天石板房漏雨,我们就把桌椅移开滴水的地方。

后来,初小被合并到乡里面的中心小学,这种基于办学成本的合并在当时的农村很普遍,常常三四个小学合并为一个小学。

这种撤并使得学生和家里的负担一下子大了起来,同村和邻村的不少同学都回家帮忙干活了。留下来的学生也只能是混日子,每天天不见亮就带着手电筒走山路去上学,到了教室已经是筋疲力尽,下午又要走路回去,从放学走到快天黑才到家。老师们对于学生的境况也是束手无策,水平有限的他们并不懂如何在课堂上调动学生的兴趣,他们总认为是我们太懒惰了,于是体罚成为家常便饭。

等到小学毕业时,我所在的班级就只有三十三个人了,同村的同学就只有一个男孩子。初小那些同学,除了两三个留级,其余没有读书了。邻近几个村情况也都一样,辍学成为家常便饭,纵然是集镇上条件好的家庭也有很多人辍学,他们常是因为调皮被老师体罚,跑回家就再也不敢到学校了。

等到上高中时,整个年级就只有一个人是我小学的同学。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农村上学希望太过渺茫了,不如让孩子打工攒钱盖房子,盖好房子娶妻生子则是最实惠的选择。从小到大,我的那些同学们总会逐渐消失于上学的途中,出现在田间地头或者打工者拥挤的火车上。

今年我大学毕业,回想自己一路来的经历,如果说把我和同伴们所经历的教育过程比喻为一次探险,我更愿意相信自己只是一个走到最后的幸存者。还记得高中时,政治老师曾经在课程问我们一个问题:政府下决心关闭黑煤窑、黑砖厂,大家说好不好?

我们异口同声回答说,好。汪老师当时很神秘地摇摇头说,对有些同学也不一定好。“不好好学习,原来还有一条路,可以进这些厂打工,现在这条路也堵死了。”

大学毕业前夕,我回家参加初小同学的婚礼,听到了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教过我们的大伯今年要退休了,这位有着43年教龄的乡村教师,回想职业生涯最得意的是,这辈子总算培养出一个大学生,也就是我。他的许多同事,穷尽一生也没教出一个。

坏消息是,村小班上的5个男生,如今就剩下我们俩了。其他三人辍学后到煤矿打工,被埋在了矿下面,回到村里的只有他们的骨灰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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