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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昔日“奥数天才”不逼女儿学奥数 大量时间研究数学

他被誉为天才少年,李修福的得意弟子

他是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满分金牌得主

他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毕业后,如今是浙大数学讲师

对于别人说他是否成功,他有自己的态度

东北网5月10日讯 7日,《“奥数教父”李修福的反思》刊发后,李修福的纠结、个体反思,引发了家长、老师及社会各界的群体性反思。你的孩子在为奥数纠结吗?奥数到底学不学,怎么学?当教育变成应试,成材的标准又是什么?连续两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满分金牌得主、李修福的得意弟子罗炜,当年的天才少年,他认为自己成材了吗?昨天,记者带着诸多问题,连线罗炜。

 现在大量时间在做数学研究

罗炜话少,冷静得像在分析他的数学问题。

从哈师大附中毕业后,罗炜被保送到北京大学数学系,大学毕业之后到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他说:“要进行学术研究的话,都要申请读博士。”

回国后,罗炜到浙江大学数学中心当了一名老师,今年38岁了。

“现在是教授了吧?”记者问。

“没有,讲师。”罗炜淡淡地回答。

他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自己的研究领域,那是关于数学、物理有关圆的问题,还有应用的一些问题。不是只做一个领域,和组合、计算机图形有关的。

对于记者在内的圈外人来说,这个实在太专业了。至于在学术成果上,他说自己发表论文的刊物比较普通,没有TOP(顶尖)的。

记者试问:“你是不是太谦虚了?”

“不是,可以查得出来的。”和李修福老师一样,他在用1+1=2的数学思维,说着自己的话。

作为大学老师,罗炜有自己的学生,一般来说,一星期有五六节课。剩下的大量时间,他都用来做研究了。浙大的数学中心,也是一个研究所。

对于为什么没回到母校北大工作,罗炜称没有机会,另外,回北大也不一定很好。一个好学校,在某种程度上能给学生很大的自信心,在文化方面的培养可能也有好处。而对于工作的话,要考虑工作的自由程度,另一个是待遇。

辉煌已成过去 现在很低调

提到哈尔滨人仍关注着他,他还是很多人的偶像,罗炜好像很意外:“大家很关心吗?”仿佛说的不是他自己。

他说自己不太在意这个,在意了是会有压力的,所以反而喜欢低调,没人注意。

当然,他承认自己人生最辉煌的是得金牌的那段日子。只不过大学以后开始低调了,是刻意的低调。比如说,不爱说话,不主动发表意见。

至于周围人对他的看法,是否觉得他傲气,他称自己不知道,没人跟他说,他也不太在意别人的看法。即使别人有那样的错觉也是临时的。如果是自己认为有意思的问题,他愿意真诚交流。

他说,自己现在接触的人很多都是喜欢数学的。这些人不在意人对人的态度,这是他们这个圈子里人的特点。

不强求女儿学习奥数

为了升学,目前很多家长逼着孩子学奥数。

对此,罗炜直言,奥数还是比较难,如果没什么兴趣,碰到难题的话,对自信心、学习兴趣的影响都很大。可能就比较讨厌了。连带着可能其他的学科也学不好。因此,学奥数如果孩子很喜欢,就好,如果不喜欢就没什么意思。

当然,很多孩子学奥数是为了考试。因为学校也希望找到比较聪明的学生,学数学确实能看到这方面的领悟力。如果要上好学校,就要证明自己。

“你的孩子学奥数吗?”记者问。

罗炜说,女儿很小,才一岁。但她长大后,他会尽量引导她的兴趣。但不会强逼着她学,她有她的自由,不学坏就行。

我不在意别人怎么看我

兴趣,是孩子成材最重要的。罗炜执此观点。

“我觉得一个小孩不喜欢的话,不可能成材。大部分还是看他是不是把时间都充分地利用起来,去做喜欢的事情。老师讲得好也是次要的。老师只是告诉你有一个好的东西,需要你去探索、去学习。而靠老师手把手地教,不会有出色的学生。”

罗炜说,成材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标准,到底是别人觉得你的孩子很好,还是自己很开心、很满足,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

曾经的金牌,曾经的第一,罗炜又是怎样看待现在的自己?他说:“其实自己不在意别人的评价,成材不成材是自己对自己是否满意的事情,别人的标准都可以忽略。我的思维方式可能和别人不一样。”

正因为这样,所以罗炜对自己的现在很满意,觉得挺好的。比较重要的是,自己现在比较自由,有自己的时间做喜欢的数学研究。

记者随后在他的QQ空间看到,他的空间也叫做“数学的无限空间”,在那里,你会发现有几百篇的专业数学证明题,也有很多对此有兴趣的网友参与其中。

“包括恩师李修福在内,人们对你的期望值很高。”记者又扔出了一枚“砖块”。

罗炜犹豫了一下:“是吧。我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我觉得不需要完成任何人对我的期望,因为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李修福老师说了,捡破烂儿也得捡第一呀。”记者用李修福老师的话反问罗炜。

“这个价值每个人看法不同,争第一是一种,提高自己也是,不争也可以。”罗炜这样看。

前两年曾回过哈尔滨

对于故乡哈尔滨,罗炜很少回来,因为父母都在北京。父亲是电机学教授。上高二时,父亲工作调动到北京,一家人迁居北京。罗炜在清华附中借读。

在北京定居的父母,也经常来杭州看儿子,现在还要看的是一岁多的小孙女——可爱的歆艺。罗炜说现在在家都不太上网了,女儿淘气,不时过来捣乱。

回哈尔滨,只是前两年有一次,是师大附中找他讲课。当然还是讲奥数的事。据他讲,现场的效果挺好,同学们注意力很集中,还是愿意听他讲。

30多岁,正是忙事业、忙家庭的时候,罗炜也不能例外,如今只有一个初中同学一直联系,其他的都没联系了。由于高二下半学期转到清华附中借读,和哈尔滨的高中同学在一起时间都不长。他的高中校友也有一个学数学的,只记得好像在北京大学数学系。

罗炜的时间大部分是属于数学的,他告诉记者马上要去搞科研了,匆匆道别。记者截稿时,罗炜肯定还在自己的研究室里忘我地工作。

不管他将来是不是华罗庚、陈景润,他在做自己喜欢的事,在自己的领域里创造价值。沙子里的金子是极少的,更多的还是普通的沙子,这样才有浪漫美丽的海滩吧。

超前学习 不如打好基础

奥赛冠军怎么学数学?罗炜介绍,他基本上就是看书、做题。那时候有几本奥数习题书,拿来尽量看、做,不会的,就看答案,分析人家是怎么解答的。

因为自己有兴趣,所以花了很多时间在数学上,也影响了一些其他学科的学习,有点偏科。语文在初中一般80多分,高中70多分(按满分100)。其他的理科也都能打90多分,所以整体上没影响升学。

对于现在很多初中生超前学习,罗炜很不赞成。他称,虽然是出于中考的需要,但这不算是很好的学习方法。学数学要按顺序一步一步来,逻辑关系、难易程度、思维方式,都是有台阶的。假如基础打不好,后面很吃力,越学越难。学数学总要做题的,学太快理解得不够深。

很多学生到高中跟不上。是初中的学习方法没让他适应高中的学习,还有很多高中考得好,大学也学不好的。

“把你看过的要弄懂,要能用来做题,这是基本方法。”罗炜说,做题,不是题海战术,是要把你学的概念能应用。

他的一个有用的方法是:做题后要总结自己的方法,或者看到的方法,做题中比较关键的步骤是什么,这样才会对今后的学习有帮助。而不是一种题型做好多遍。

“一种题型会做了,知道怎么做了,也知道结果怎样,实际上就没必要再做同样的了。”他说,我知道怎么做的,就跳过了,做更难的题。

如果初中没打好基础,到了高中发现不会了,别人学新的东西,你还要补旧的,你就得再不停地补。

原文链接:

http://heilongjiang.dbw.cn/system/2013/05/10/054758366.shtml?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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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the world would look like if all the ice melts

http://www.smh.com.au/environment/climate-change/what-the-world-would-look-like-if-all-the-ice-melts-20131107-2x2p9.html

It seems Charles Sturt, Thomas Mitchell and other early European explorers tramping the scorching deserts of Australia in search of an inland sea were a few thousand years too early.

According to maps published by National Geographic, Australia will one day get an inland sea if global warming continues and melts the world’s ice caps and glaciers, lifting sea levels by about 70 metres.

The US-based organisation said it would take about 5000 years for all the ice to melt, although impacts will hit coastal communities much sooner – and having an inland sea won’t be much consolation to Australians.

What if all the ice melted? National Geographic's map of a shrinking Australia.What if all the ice melted? National Geographic’s map of a shrinking Australia.

Neville Nicholls, a climate expert at Monash University whose work has included research on Australia’s shrinking snow season, said scientists have known for decades the upper end of sea-level rises from melting the cryosphere would be about 70 metres.

While the complete melting of the world’s ice would potentially take thousands of years, the pace of global warming caused by human activities is putting us on such a course, Professor Nicholls said.

“The amount of warming you need isn’t out of the realms of what we’d expect from business-as-usual emissions scenarios,” Professor Nicholls said.

Europe in an ice-free world.Europe in an ice-free world. Photo: National Geographic

Once you get to warming of about 5 degrees, it would be hard to see how the melting would stop, given the long-lived consequences of a build-up of greenhouse gases, he said.

“You don’t need to wait for 70 metres to really disrupt Melbourne, Sydney, New York and many more low-lying coastal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Professor Nicholls said. “It’s the first metre or two that you have to worry about.”

The sea level has been rising at the rate of about 3 millimetres a year globally, and “there are worries that it will accelerate as warming increases”, Professor Nicholls said.

North America in an ice-free world.North America in an ice-free world. Photo: National Geographic

The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sation overnight released its latest annual report, showing that the concentration of greenhouse gases that trap more of the sun’s heat in the earth’s biosphere are at record levels, with the increase accelerating.

National Geographic noted that the last time the earth was ice-free was 34 million years ago during the Eocene period, when alligators swam in Arctic swamps.

An ice-free world would see present-day London underwater, the Netherlands and Denmark lost. Bangladesh, home to 160 million people,would no longer exist and land now home to 600 million Chinese would be submerged. The US would have a lot fewer states, with the east coast including Florida lost to the sea,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maps show.

Asia in an ice-free world.Asia in an ice-free world. Photo: National Geographic

The world’s ice caps, glaciers and permanent snow contain about 24 million cubic kilometres of water, according to the US Geological Survey. Antarctica and Greenland make up about 90 per cent of the total ice.

Read more: http://www.smh.com.au/environment/climate-change/what-the-world-would-look-like-if-all-the-ice-melts-20131107-2x2p9.html#ixzz2jxKQ4a1H

[转载]南方周末:走到只剩我一个

http://www.infzm.com/content/61889

作者: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雷磊

最后更新:2011-08-05 09:47:57来源:南方周末

“如果把我和同伴们所经历的教育过程喻为一次探险,我就是一个走到最后的幸存者。”

“我很羡慕城市的同学”

1988年,我出生于陕西平利县一座村庄。2007年,在县城中学复读一年后,我考进了华中科技大学。

开学后,我认识一名陕西老乡,她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陕西两所巨无霸超级中学之一,每年几乎垄断了陕西文理状元与北清名额。

但她看上去郁郁寡欢——“我成绩太差,在年级排下游,只能考上这儿。”她和我的高考分数差不多,都刚好过600分,可我的成绩在全县第五。作为县中的一名“尖子生”,我居然和超级中学的一名“差生”,考入了同一所大学。

平利县位于大巴山深处,农村人口占到全县人口的绝大多数。2003年我上高中时,类似西北工大附中这样的超级中学加速膨胀,而平利中学这样的普通县中开始走下坡路,陕南地区曾经名声很大的旬阳县中学、汉阴中学也都消沉下去。我第一次高考过了一本线,但我想上一个更好的大学,于是我来到县中复读。

在考生最多2007年到2009年,平利中学考上一本线的考生也仅60人左右,能考600分以上的“尖子生”不足5人。

平利县的其他两所乡镇中学更惨不忍睹。2006年,我曾就读的八仙中学仅3人过一本线,7人过二本线,老县中学有一年甚至仅有一名考生过了二本线。

大学里,我很羡慕城市的同学,他们有很多高中同学聚会。而我,几乎连一个同县的老乡都找不到。

我们都是“次品生”?

像我这样出身寒门的孩子竞争力差,跟县中的师资有关系。陕西师范大学这类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很少选择到县中教书,作为西部最好的师范院校,它的毕业生多数集中在城市中学。

平利县中迄今仅有一位全国优秀教师。他是高校扩招前招进县中的一批优秀老师之一。2005年开始,很多老师因为随之补充进来的教师水准都不如往前。并且,一些经验丰富、能力突出的老师陆续被安康甚至西安实力雄厚的重点中学挖走。

就这样,最基层的中小学校师资就像高山的溪水般,一级一级汇入大河岸边的学校。被抽得最干最彻底的,是乡村的中小学。

在八仙中学,大部分老师都是中专毕业,水平稍高的老师很快就会被挖走。我初中的代课老师中后来有4位去了县中和市里的中学。

进入高中后,由于教师太少,我所在班级当时的数学老师就是从小学紧急调入的。高一下期末考试,班上一大批同学的分数都在30分以下(满分150分),我记得自己当时考了13分。

在这所乡镇中学里,专业学语文的老师在教生物,而教数学的老师可能是之前学音乐的。在课堂上,老师经常解不出一道题目,就让“尖子生”去解答,学生讲完,老师就在讲台下补一句“就是这么做的”。

2003年,我参加中考时全中学两个镇的学生只有6人考入县中,我当时考了第7,留在了八仙中学。而在2004年的中考里,全年级仅一人考入县中。

八仙中学的高中生源,就是我们这些被县中和重点中学淘汰下来的“次品”。2006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全年级考生55人,仅有7人过了二本线,还有五十几位同学,干脆连高考都放弃了。

走到最后的幸存者

我的小学在村庄里度过,整个小学只有一间教室和一块黑板,我的大伯——村小学老师——一个人带两个年级的语文和数学。教室很破,下雨天石板房漏雨,我们就把桌椅移开滴水的地方。

后来,初小被合并到乡里面的中心小学,这种基于办学成本的合并在当时的农村很普遍,常常三四个小学合并为一个小学。

这种撤并使得学生和家里的负担一下子大了起来,同村和邻村的不少同学都回家帮忙干活了。留下来的学生也只能是混日子,每天天不见亮就带着手电筒走山路去上学,到了教室已经是筋疲力尽,下午又要走路回去,从放学走到快天黑才到家。老师们对于学生的境况也是束手无策,水平有限的他们并不懂如何在课堂上调动学生的兴趣,他们总认为是我们太懒惰了,于是体罚成为家常便饭。

等到小学毕业时,我所在的班级就只有三十三个人了,同村的同学就只有一个男孩子。初小那些同学,除了两三个留级,其余没有读书了。邻近几个村情况也都一样,辍学成为家常便饭,纵然是集镇上条件好的家庭也有很多人辍学,他们常是因为调皮被老师体罚,跑回家就再也不敢到学校了。

等到上高中时,整个年级就只有一个人是我小学的同学。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农村上学希望太过渺茫了,不如让孩子打工攒钱盖房子,盖好房子娶妻生子则是最实惠的选择。从小到大,我的那些同学们总会逐渐消失于上学的途中,出现在田间地头或者打工者拥挤的火车上。

今年我大学毕业,回想自己一路来的经历,如果说把我和同伴们所经历的教育过程比喻为一次探险,我更愿意相信自己只是一个走到最后的幸存者。还记得高中时,政治老师曾经在课程问我们一个问题:政府下决心关闭黑煤窑、黑砖厂,大家说好不好?

我们异口同声回答说,好。汪老师当时很神秘地摇摇头说,对有些同学也不一定好。“不好好学习,原来还有一条路,可以进这些厂打工,现在这条路也堵死了。”

大学毕业前夕,我回家参加初小同学的婚礼,听到了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教过我们的大伯今年要退休了,这位有着43年教龄的乡村教师,回想职业生涯最得意的是,这辈子总算培养出一个大学生,也就是我。他的许多同事,穷尽一生也没教出一个。

坏消息是,村小班上的5个男生,如今就剩下我们俩了。其他三人辍学后到煤矿打工,被埋在了矿下面,回到村里的只有他们的骨灰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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