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黄渝 — 一位科大数学怪才在美国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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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渝出生於云南砚山县,为家中次子,天资聪颖,特别是对数学有着特别的兴趣与爱好。1981年,以云南省高考第六名的成绩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在科大读本科时,黄渝逐渐显示出了他在数学领域的杰出才华。大一时就曾解决了所用教材《线性代数》中悬而未决的一个公开问题,后来被该专著作者,著名数学家许以超先生写进了再版书中的前言。1986年,本科毕业黄渝留校在科大北京研究生院读研。1989年获得了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全额奖学金,赴美攻读博士学位。

2004年12月25日凌晨4点,黄渝死于车祸。当时他正前往投递报纸的工作途中,由于爆胎下车检修,被一个醉酒驾驶的司机从后面撞击而死。黄渝死时没有留下任何财产。银行里的存款不足100美元。

怀念黄渝 

作者:曾思欣 

黄渝是1989年底来到Johns Hopkins的,我是1990年10月来的,他比我高一个年级,我们虽然不久就认识,但成为很熟的朋友大概是在一两年后了。同在数学系的时候,我和他办过讨论班,还试图合作做过问题(很可惜没有结果)。2000年他搬到纽约后,更是我们家的常客,我们一起吃过无数次的饭,吹过无数次的牛,实在是熟得不能再熟的朋友,他这些年的生活,我应该是最了解的人之一。 

黄渝是2000年12月搬到纽约的,他在我所在的公司工作了近八个月,2001年7月份被layoff。其后的一年多他没有工作,然后从2002年9月份开始他在CUNY的John Jay College当Tutor(他跟我说过这是沈珂兄给介绍的)。后来为了增加收入,大概从2003年初开始他开始早上送报纸。这两个工作他一直干到了最后。此外在CUNY的这两年半他每个星期四都去听数学系的一个俄国教授Kolyvagin的课。Kolyvagin是数论学家,原来在Johns Hopkins待过,那时黄渝就听过他的课。 

黄渝是个非常奇特的人,是我见过的人里最有特点的人,非常与众不同。他的故事多的说不完。有时候我觉得他不象个生活在尘世间的人,好象是生活在一个另外的世界里一样。其实细想起来,这都是有原因的。 

首先黄渝的英文非常差,他是我见过的中国学生里英文最差的。那时Johns Hopkins的学生都知道黄渝闹的笑话,他资格考试的时侯,考他的是数学系的两个教授,Igusa和Zucker,他们问了黄渝三个问题,黄渝全说错了,都是答非所问。好象是问他什么是sheaf,他说成了什么是scheme,问什么是variety,他说成了什么是valuation,等等。Zucker非常恼火,要fail他,但德高望重的Igusa先生坚持让他过了。最后Zucker 对他说:“OK,you passed。”但这句话黄渝也没听懂,所以他考完后不知道过了没有。等过了两天黄渝找到另外一个同学刘刚,请他到Zucker那里去问问到底通过了考试没有。Zucker气得跳出来对他吼:“You must improve your English!”黄渝只是愣愣地看着他,不知道这句话听懂了没有。 

黄渝私下里和我说起过他的英文问题,他说一讲起英文来他嘴里说的和他脑子里想的不是一回事,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劝他要多大声朗读,最好要背一些经典的文章。我记得我还借给他一本凯恩斯的小书,要他把前言给背下来,但估计他也没看。 

到纽约之后,我发现他的英文比以前反而还要退步了!两年前我知道他有意在CUNY把Ph.D读完,就劝他尽早去和Kolyvagin谈一谈,黄渝为难地说怕英文不好讲不清楚,我说如果实在不行就把要说的话写在纸上给他看。几个星期后黄渝拿了一页纸来,说写好了,给我看看。我看了之后哭笑不得,大概有十行字,几乎每一行都有语法错误,还有一句的意思正好是说反了!全是小学生都不应该犯的错误,我不明白怎么会写成这样,他不是每天都在看NewYork Times么?我不相信他是不认真,这个语言问题真的成了他的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了。在美国的十几年,他的英文交流障碍一直困扰着他,不知让他受了多少罪。 

有一次出于好奇我问他中文的作文怎么样,他告诉我中学的时候他最怕写记叙文,不知道该写什么好,但不怕写议论文,“只要瞎议论就行了。”黄渝好高谈阔论政治问题,2004年初的时候他从我这儿借去了《走向共和》的VCD,看完之后非常激动,和我讨论了好多次。他非常关注去年的总统大选,和我说过竞选造成的社会分裂很明显,连他的同班同学都出现了矛盾。 

黄渝另外的一个特点是一种出自天性的宽厚和善良,这方面他也是一个极端,从来只考虑别人,不考虑自己。到美国十五年来他孤身一人,贫困潦倒,好象什么厄运都撞上了,不知道吃了多少亏,但我从未听他抱怨过。黄渝跟我说:“我这人没什么,就是有点脾气。”他对生活要求得很少,既使这样他也长期挣扎在边缘,可他的脾气从来没变过,我们总说,黄渝永远是黄渝,总是这个样。 

在Johns Hopkins的时侯黄渝是有名的夜猫子,每天半夜三更叼着根烟在校园里走,谁要找他讨论问题只要半夜去数学系找就行了。黄渝总说:“晚上多安静呀,是看书的好时间。”但他好象白天也不太睡,我们的同学庄德谦说他是“无时不睡,无时不醒”, 是很传神的写照。

大约在92年左右数学系决定黄渝的英文没法上习题课,把他的钱扣了一些,那时黄渝在感情上好象也有些挫折,一度挺消沉的。那时黄渝的导师Shalika,在数学研究上早就不活跃了,而且还在闹离婚,是个在生活和事业上都在走下坡路的人。Shalika开始的时侯对黄渝是基本不管,到了93,94年就催他快毕业。 我不是很清楚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据黄渝说是Shalika给他了一个题目,但他实在没有兴趣,就没做。大概还有其它的一些miscommunication,总而言 之,94年的时侯Shalika对系里说黄渝已经不准备读学位了。从那时起黄渝就离开了Johns Hopkins。 

但是黄渝对Shalika一点怨言都没有,他总说:“Shalika其实对我不错。”我说:“可他把你的前途都毁了。”黄渝说:“我其实无所谓。”怎么可能无所谓?我觉得他是不愿在别人面前说他老师的坏话,他为人的厚道在此也可见一斑。 

94年的夏天黄渝回国住了三个月,这是他在美国的十五年中唯一的一次回国。他虽有美国的绿卡,但没有工作,所以回来后就开始在外面打工。那时他还住在学校附近,我们还能经常见面。他找的工作也是在晚上的,所以有时白天他还到学校来听课。我问他干什么工作,他说:“就是干点活。”我说:“到底干什么活?”他说:“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在一个仓库里扛东西。”从那时起黄渝在经济上就一直生活在边缘,一贫如洗,到最后都没有翻身。 

我太太问他:“黄渝,你为什么总是生活在边缘?”黄渝说:“很多人生活在边缘啊。” 我太太说:“可你并不deserve这个样呀。”黄渝默然不语。别人经常为他着急,而他自己反而是有些漠然了。黄渝是个明白人,我觉得他不是不想去改变现状,而是觉得已经是无能为力了。我对他说:“咱们在这世道上混,心不一定要黑,但脸皮一定要厚,是不是?该吹就得吹,该要就得要,否则岂不亏了!” 但黄渝的脸皮从来没厚过。 

几年前我的同学告诉我黄渝从前的朋友徐飞,在Harvard访问的时候一直在找黄渝。徐飞在国内已是晨兴数学所的负责人了。我因此问黄渝愿不愿意回国发展,还能回数学界去。黄渝坚决地否定了这个建议,并叫我不要把他的现状告诉国内数学界的人。我知道他是放不下面子,黄渝毕竟是当年最有希望的学生之一, 这也是人之常情。 

去年四月份我回国探亲,我父母家离苏州大学不远,我抽空去那里找到黄渝以前的好友余红兵兄,我们谈了很久黄渝的事。临走的时候余红兵对我说:“请你转告黄渝,我现在也不是以前的余红兵了,为了钱我也干很多下三滥的事。”我知道他这话是真心的,只有黄渝的朋友才会说这样的话。 

虽然为了基本的生存黄渝都不得不苦苦挣扎,但他从来不是个悲观厌世的人,恰恰相反他非常热爱生活,我们见面的时候他总是有说有笑。黄渝还特别擅长做菜,自己还独创了一些新的花样,这些年来不知有多少人吃过他的菜。来到纽约后黄渝的主要业余爱好好象是钓鱼,这两年来他很多个星期六都是在海边度过的,他说在海边时他一边钓鱼一边有时还读读数学文章。 

几年前的一天黄渝到我们家吃饭,他拿来一本读书杂志指着一篇文章说“这是篇好文章!”要我好好读读。这真是篇美文,在读书的2001年第4期上,题目是“信仰只一细柱香”,说的是二三十年代著名的才女林徽因的故事。我暗暗地想:“看不出来黄渝这小子还这么小资,这么sentimental!”这是黄渝难得的流露这方面的感情世界,谁知道呢,也许在他笑咪咪的外表之下,他真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 

我和黄渝虽然无所不谈,但我们说的最多的还是数学。众所周知黄渝是个非常有数学才能的人,李尚靖兄说黄渝是最应该拿Ph.D的人,我完全同意。他在数学上非常早熟,来美国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数学家了,这在我所见过的中国学生里是独一无二的。此外他在数学上有非常准确的判断力,而且他在数论,代数和表示论方面的知识几乎是百科全书式的。 

李尚靖兄提到的黄渝在本科时就解决了一个open problem,黄渝和我仔细讲过这段经历。这个问题好象是某种矩阵的分类,在许以超的书上做了正定的情况,黄 渝的一位学兄做了半正定的情况,而黄渝做了所有不定的情况。他说那段时间每天晚上开始算,算到深夜好象差不多了,但第二天早上一下就发现了问题,于是到了晚上又从头开始算,如此反复算了一个多月才最后成功。那时真是黄渝的 一个创造高峰期。黄渝说他的文章由他的同学窦苍柱帮助译成了英文,两部稿子都没发表,还在箱底放着。我想如果在他的遗物里能找到这篇文章,应该找个机会把它给发表了,这大概是黄渝唯一写成的数学文章了。 

最近我读到一篇吴文俊先生纪念陈省身的文章,提到早年做数学的历程,竟有和黄渝完全类似的经历,英雄的道路大概都是一样的。本来我想和黄渝说这事,可惜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 

到美国之后黄渝没能做出和他的才能相称的数学结果,这是非常令人遗撼的。有时我想也许是他渊博的知识和敏锐的判断力多少影响了他的创造力。黄渝经常说:“这些问题都做不动。”好象数学里的问题都做不动一样。科学创造是个复杂的过程,有时不一定需要很多知识,反倒是更需要一些false sense of self-confidence,或者是reckless self-regard,简单说就是要一些狂妄,一些冲劲。现在的著名数学家年轻时多半是个狂人,而这些东西黄渝一点都没有。不过话说回来,任何好的数学工作都需要一些起码的外界条件来支持,而这些条件黄渝早就没有了。 

在所有的数学问题里,黄渝最喜爱的是Hilbert第12问题,我清清楚楚地记着,十几年前的一个晚上,在Hopkins数学系的Help Room里面,黄渝仔细地给我讲了这个问题,说是给定一个数域,如何找到一个超越函数,使得它在某些特殊点上的值生成了给定数域的所有阿贝尔扩张。当这个数域是有理数域时这是分圆域的 理论,当这个数域是虚二次域的时候这是复乘法的理论,所以Hilbert第12问题问的就是如何推广分圆域和复乘法的理论到任意的数域上去。学过数论的人都知道,这个问题有个诗意的名字,出自于当年Kronecker给Dedekind的一封信中,“The dearest dream of my youth。”所以经常被称为“Kronecker青春之梦”,我想这也是黄渝从青春时代就开始的梦想,这个梦他一直做到了最后。 

大概是两年前,对一类特殊的数域,所谓全虚域或者CM域,我有一些新的想法, 我把这些想法和黄渝讨论过,黄渝大概是挺受刺激,也开始重新想这问题。在2004年春天的时候他告诉我对所有的数域他觉得都能解决这个问题了,我问他在全虚域的情形下他找到的超越函数是什么,他说他不是在这种意义下来解决这题的,他用的是一个抽象的方法,类似于形式群的理论,他说主要是从函数域的Drinfeld模理论中得到了启发,关键要把函数的意义进行推广,但推广成什么?他没说,我现在也不知道。 

黄渝嘱咐我不要把他的想法告诉任何人,他说要利用暑假的空余时间好好地把这想法给检查一遍,如果没有问题再告诉我细节。夏天过后我问他进展怎样,他说看上去好象过去了,但有一步总是有问题,他还需要时间。年底前我又问他,他还是说有一步有问题,需要再看看。黄渝是个懒于笔墨的人,我怀疑他是否把自己的想法给写了下来,如果没有的话,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就真成一个谜了。 

说实话我一直对他的想法有些怀疑,因为我觉得任何关于Hilbert第12问题的解答都必需和Hecke L函数的变化相符合,也就是要和所谓Stark猜想相符合。按黄渝所说他的解答是一种抽象的函数,我不知道和L函数会有什么关系。这好象也不是Hilbert提这个问题的本意。我把这些疑问和黄渝说过,黄渝并不以为然。谁知道呢,也许他看到了些我没看到的东西,黄渝是能创造奇迹的人。 

在他出事三个星期前的星期六晚上十点,他突然跑到我家里来,原来是他的车坏在了去钓鱼的路上,他辗转坐火车跑了回来。我对他说:“你的这个老破车,如果修要超过1000块钱,就不值得去修了。”他表示同意,但有些惶然地说:“我现在这个样子,如果没了车就好象什么都没有了一样。”最后他的车修了700多块钱。 

事后我和公司的同事刘怡说起这事,刘怡要我劝黄渝不要再去想读Ph.D了,应该去学校里找一份稳定的技术工作,把生活安定下来。我觉得也有道理,在学校里工作也符合他的性格,准备过了年和他好好谈一谈,没想到再也不可能了。 

上个星期一,12月27日我接到他的凶讯,欲哭无泪。这么一个至善至诚的人,竟会死得这么惨烈。我没法接受他的死,我们全家包括小孩早就把他当成了家中的一员了,叫我怎么去和他们讲。我再也见不到他笑眯眯的样子了,再也不能和他吹牛了,再也不能吃他做的菜了,他的突然离去留下来的空白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填补。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面对生死总让人多想想生活的意义,生命的本质。黄渝这后半生,漂泊异乡,历尽磨难,到死也没有翻身。说实话,我看不出什么意义来,我只知道,我再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朋友了。我会常常想他的。 

有时我想做数学这东西也会害人的,象黄渝这样痴迷数学的人,数学就是他的命,一旦离开数学界,他的精神就全垮了,生活上就随波逐流无所谓了,以至于一路沦落到这个地步。 

最近一两年来,黄渝常常和我们说起他小时候的一些往事,在上学以前他住在云南的一个小县城里,那时总是阳光明媚,四面是郁郁的青山,山上有无尽的野果和野蘑菇。黄渝说这些时,眼睛里闪着光。我知道他是有些想家了,游子悲故乡,自从94年后,他已是离开故乡十年了。有时见到我们为了照顾小孩而狼狈不堪,黄渝会说起小时候因为父亲在外地工作,他的母亲一个人照顾他们兄妹三个的故事。那时他母亲从事一些农业技术的推广工作,经常需要下乡去。每次下乡都带着他们三个,母亲推着一辆车,他的妹妹坐在车里,他和哥哥在后边跟着走在乡间的路上,周围是青青的山,天上飘着白云,我想着这幅图画,这是多么温馨快乐的时光。这些童年的点点滴滴,一直深深刻在他的心里。 

现在这流落异乡的游子就要回到他梦魂萦绕的故乡,永远地安息了。愿故乡的青山和白云永远陪伴着他! 

曾思欣 

2005年1月3日 

【转载】我所认识的姜文华

姜文华是我在Rutgers统计系博士班的学弟,他2004年秋季从复旦数学系本科直接考来,2009年毕业,去NH做博士后,2011年回国。

在美国我和他有7年的overlapping。在Rutgers的头几年,我们做为TA合教过的一二个学期的课,周末定期一起打篮球,但是文华是典型的书呆子,孤傲,害羞,木纳寡言并不善言辞的人,我又比他大,我们俩并不熟,客客气气而己。

我和文华走得很近,能够很长时间的聊天,其实是在文华博士生的最后一年和他博士后的最后一年,当他在生活与事业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我所认识的文华是这样一个人:

1,学业和学术都是一流,如果当年,他能随他自己的心愿,毕业之后进美国顶级大学做博士后继续钻研自己感兴趣的学术(当时这扇门对他是开着的,虽然这扇门对于Rutgers多年来的绝大多数博士生是关着的),而不是很不正常地去NH那种学术三流,官僚一流,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机构稀里糊涂地做了很多在他眼里的又苦又累又耗时又对他的学术没有帮助的杂事,他今天应该是美国学术圈里一个小有名气的教授。

2,内心干净,心底非常善良,不撒谎也不会撒谎,不害人也不知怎么害人;对别人不设防,不太知人情事故,不知江湖险恶;正因为他太干净,太善良,一旦遇到他认为的不公正,他完全不知所措,心里的反应会比普通人激烈,会有一些极端负面的想法,但他绝非是心里不正常的人,他会咬着牙,把咽不下的那囗气咽下去。

3,在师道尊严的环境中成长,从小的学霸,对老师言听计从,对领导唯唯诺诺,不敢越雷池半步;从不惹事,如果别人和他发生争执,文华习惯性地会以自己退让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4,生活规律,洁身自好,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玩游戏,没有任何嗜好,准时上课,从不迟到旷课,每周的生活规规矩矩地安排好,什么时候锻练,什么时候买菜,什么时候在图书馆,什么时候就寝都按定好的时间表走。工作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在美国,没有几个TA会像他那样认真备课,耐心给学生答疑。

5,做为一个家中独子的上海人,对钱有概念,但不贪钱,也不追求金钱,绝对不占别人小便宜。文华和我一起吃饭,从来没有让我替他买过单,即使我一再坚持,他也坚决不花别人的钱。

6,对爱情与婚姻很向往,对于自己爱的人和他认为爱他的人,他会用心去交往。文华在Rutgers的头4年,应该半个女朋友也没交,一门心思做学问。快毕业的那年,不知道是他忽然想恋爱了,还是有人看好他的未来,陆陆续续就有人给他介绍对象。

有一阵子,他似乎是系里最popular的钻石王老五。但是许多媒人只看availability(有时这一点也搞不清楚)不看compatibility,给他介绍了许多在我看来非常不合适的candidates。但文华做为nerdy式的爱情小白,完全看不清楚这里面的弯弯绕绕,对于每一个约会都拿出做学问的态度规规矩矩认认真真地对待。


对于约会地点来回的交通线路以及约会地点周围的情况会上网仔细看看,对于约会餐厅的菜谱会提前研究透彻,对于约会对象可能提的问题会在脑子里想象出来,然后沙盘推演。

虽然几乎每个约会都无疾而终,但他还像虔诚的信徒那样,神圣般地对待每一个下一次。有一次他从曼哈顿中城约会回来,大约晚上十点钟来找我,难得地很兴奋,很开心。他告诉我,中间人跟他捎话了这个女生喜欢他,愿意和他继续交往。

我先恭喜他,但是很skeptical,就又问了他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当他说话的时候,她的眼睛是在盯哪里,在看他,还是桌子上的菜,还餐厅进出的客人?约会完了,各回各家之后,谁跟谁在几点钟先打的电话?

当文华把我的一堆问题回答完之后,他自己也明白,中间人大概没有和他说实话,这个女孩和以前的女孩子们一样大概不会再找他了。他原本阳光灿烂的笑容慢慢消失的他阴郁地安静了下来。

十几年过去了,今天我还对那晚他最终落寞的样子印象深刻,am still feeling such guilty,似乎是我把他捧在手里的希望给拿走了,是我打碎了他那种对前所未有的开阔壮丽之新世纪的无限渴望。

还有一年的夏秋之际,国内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国内某大学教授的千金小姐,马上要到马里兰大学来上研究生,双方通过网络见过面,聊过天,介绍人和双方都父母都很熟,女孩对他很满意。他高兴地给我看那个女孩的照片,一个非常漂亮,极有气质的上海女孩,在国内,追她的人估计可以塞满黄浦江,到了美国,怎么会看上他这样没钱,没工作,没绿卡,前途不明的穷学生呢?我当时强烈怀疑不他又把对方理解错的但这种话我不能说,也没办法说。

从那女孩办签证开始,文华就开始眍心沥血地帮她,女孩飞到美国来,他又亲自过去帮这帮那,安排一切,并拿出这几年从奖学金中攒下的钱,为那女孩买了一辆他付的起的最贵的车。没过多久,那个女孩就列出一堆理由要和他分手,他急得够呛,也完全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就咨询师姐师兄,看怎样可以弥补,据我所知,他那时努力研究菜谱,提高手艺定期做一些好菜,然后开车200多英里送给女孩吃,还时不时地买一些在他眼里很贵重的礼物,寄给她。但最终这段他非常认真

付出的感情又不了了之。

他处理这件事的善后,彰显他为人的品质:第一,分手之后,他从来没有和那女孩讨论过他花在她身上的钱,总数虽然不会太多,但对于一个学生来讲肯定是巨款;我曾经拿出中国男人特有的狭隘,撺掇过他几次,让他和她把帐算清楚,至少结一点,但每次他都不接我的话。

第二,分手之后,他深受打击,但他也就自己一个人忍了下去,没有追着她死烂打,也没有哭天呛地,絮絮叨叨,惹事生非。那女孩和他分手,我一点也不惊讶,但我一直不明白,她为什么最初会答应他。我的猜测,女孩子马上就要从父母的呵护中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她需要一个知根知底,忠厚老实的同乡来帮助她的smooth transition。一旦她过了这个坎儿,他的价值也就不存在了。

7、文华毕业后去NH做了两年博士后,据他说,博士后导师水平低(am not surprised),学术上帮不了他,只一味地给他一堆没什么学术价值的事情做,让他荒废了两年宝贵时光,没能如愿以偿重回美国的顶级大学做tenuretrack,他只好选择回国。

总之,文华是一个纯洁,纯粹的象牙塔里的人,他唯一的passion就是做学问,他不爱财,也不图名,渴望爱情,但是顺其自然,不善也不爱交际,人际冲突中选择退让。有才华,很能干的学者,但需要一个合适的环境,他人生唯一的要求是象牙塔里的一张安静的课桌。如果毕业之后,他能够在一个真正的学术圈里,我坚信,他现在己经成为许多人仰视的偶像。

我不知道文华能否看见我这里写的这些东西,事发那天,消息迅速传到美国,好几个许多年没有联系过的Rutgers校友和我联系。大家为你痛心,为你叹息,不只一个人为你掉了眼泪。

我们一致认为你一定是受到了莫大的委屈,如果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前几天在国内,能够和你说说话,事情不会发展成这样;你一生孤单,现在又要以最孤独的方式一个人去面对未来,我们都想为你做点什么。

在这里,我必须为文华做博士时候的导师讲几句话。坊间流传的关于文华的博导的评论和我所了解的情况并不相符。文华的博导很欣赏文华,对他关爱有加,因为对他不善和人打交道的书呆子气很了解,博导对文华的帮助远远超过一般的师生之谊。

文华在做博士后的第二年出困境时候能够在第一时间拿到苏州大学的offer,在苏州大学6年后不续签的情况下能够顺利上升进入复旦大学都是他的博导倾力帮助的结果。明白人都知道,复旦大学的faculty不是一般人可以进去的:每个位子被无数有背景的人盯着,有真本事有名气也不一定能进去。一位教授愿意拿自己的一生攒下来的名誉,动用自己的人脉,冒着风险,去帮助一个已经毕业8,9年,陷在困境中的学生,这是一位非常难得的导师。